内部资源、外部环境如何促进企业创新——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组态分析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经济转型变革期,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其内部创新资源交互影响产生了复杂的创新环境。论文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80家企业进行分析,探究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耦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揭示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多重并发与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1）单一的内部资源因素或外部环境因素并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需要相互间协同联动共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2）存在内外协同型与内部资源驱动型两类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创新模式,不同的创新模式代表不同企业高创新绩效的多重实现方式。（3）有两类创新模式（5种组态）导致非高创新绩效的产生,企业内部资源对高创新绩效起到基础性作用。研究结论及管理启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创新在多种因素组态效应下的复杂影响机制,为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参考。     

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组态研究——基于TOE拓展框架的fsQCA分析

战略性新兴企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现有文献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基于单因素视角,较少从系统论角度探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基于技术进步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从技术进步、组织运行、环境支持3个维度构建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TOE分析框架,进而选取技术创新成果、人力资本水平、数字化转型、盈利能力、融资约束、政府补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7个前因变量,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514个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组态考察。研究发现：（1）任何单一条件都不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某些条件上不具有优势的企业也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2）各条件的联动匹配产生了明显的组态效应,一些条件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进而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多样化的组态（6种）;（3）每一种组态都具备4个以上的核心条件,且分属于3个维度;（4）“技术创新成果多”与“人力资本水平高”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同时具备“技术创新成果多”和“人力资本水平高”可以弥补组织运行劣势,表明技术进步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5）“受到的融资约束低”和“获得的政府补助多”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的核心条件,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资金充足和政府支持;（6）“获得的政府补助少”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非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的核心条件,进一步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组态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解释多种因素的联动匹配效应,揭示“殊途同归”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同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fsQCA分析为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样化组态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利于企业和政府采取差异化策略,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企业应充分利用前因条件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更好地发挥整体组态效应,持续推进多样化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应以促进技术创新和缓解资金压力为重点,积极支持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网络发展的政府驱动研究──基于无锡市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创新日趋成为促进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建立创新网络是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根本保证,是推动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无锡市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就是利用了创新网络的巨大优势,其成功得益于市政府的高瞻远瞩、超前规划,及其为物联网发展所营造的良好发展环境,但其进一步发展存在技术标准体系和创新网络体系缺乏等问题。文章分析无锡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旨在提出一些有利于政府对我国创新网络驱动的政策与措施建议。     

政府补助对“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

政府补助在推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专精特新”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创新能力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11年至2022年“专精特新”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借助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判断“专精特新”企业政府补助对科技创新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科技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政府补助提供了资金支持,降低了创新风险,并鼓励企业进行更大规模的科技研发。此外,政府补助还改善了“专精特新”企业的环境和机会,促进了技术合作和人才引进。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补助力度,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矛盾的统一体。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起着推动作用。监管是金融发展的引导力量和有力保障,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科学有效的监管可以促进金融健康发展。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创新和监管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积极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才能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从次贷危机谈金融创新与监管

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是推动金融业稳健发展的重要课题。在金融创新的同时缺乏相应有效的监管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矛盾的统一体,具有统一性和对立性,两者相互影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起着推动作用,监管是金融发展的引导力量和有力保障,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科学有效的监管可以促进金融健康发展。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创新和监管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积极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才能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中的创新政策及其展望

通过对比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可知,中国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创新政策反映了我国政府积极运用相关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努力。除了传统的创新政策之外,我国将创新政策拓宽到培育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教育与研发,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以及加强对国外技术的吸收引进等多个方面。今后我国的创新政策还有必要在以下方面有所加强：从供给推动转向供需双方引导发展;摆脱单纯关注研发经费投入的传统思想;从注重技术创新转向更广泛的创新发展;创新政策与自主品牌紧密结合。     

营商环境、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产出效率 ——基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

为了考察政府和市场两大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面板数据,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探究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政府支持方面,政府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均存在积极影响;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制建设环境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促进效应,而外商投资环境则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2）从技术比较优势视角看,政府支持中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仅对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营商环境中的政府治理环境对处于高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而法制建设环境和外商投资环境仅显著影响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对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投贷联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科技创新瓶颈、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为解决企业融资和科技创新的问题,国家推动“投贷联动”试点。本文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视角出发,基于创业板981家上市公司10年间数据,构建了松散的投贷联动指标,研究投贷联动业务模式是否能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发现,相对于单一的银行信贷,投贷联动下的银行信贷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相对于单一的风险投资,投贷联动下的风险投资对于企业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投贷联动能够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金融效率视角的中国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研究

当前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制的“软肋”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障碍, 因此必须从金融产权、金融结构、金融价格、金融业务、金融业内部管理、外部环境等方面入手, 全面推动农村金融创新,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农村金融的运行效率。     

政府支持、制度环境、FDI与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本文将区域创新主体分为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采用SFA方法考察了政府支持、制度环境和FDI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对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创新均有负影响,区域创新主体出于自主意愿的技术研发更有效率;市场化水平和FDI对高校科技创新影响不确定,而对企业和科研机构具有正向影响,从而支持了加强市场化建设和FDI“促进论”的观点。     

减税降费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我国2018年以来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存在重点领域投入不足、创新产出质量不高等问题。要推动企业持续加强创新投入,稳步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2018年以来,我国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引导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存在结构性特点,不同行业受益程度存在明显差别。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推行后重点支持行业的创新投入相对于非重点行业有显著提升;减税降费政策降低税负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从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来看,其对非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效果更好。     

论商业银行产权主体的金融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金融创新”假说,之后有人甚至把“我国商业银行的创新”的观点作为定论写进教材。本文沿制度分析的路径,得出中国至今尚未出现金融创新的结论。因为任何一种创新活动的形成,都暗含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即需要一个创新主体,这个创新主体即是经济组织的产权主体。只有这个产权主体才是创新的“内在因素”。金融创新只有以清晰的且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这样的“内在因素”为前提,才能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获得创新的原动力。本文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包括商业银行改革在内的金融改革,实际上全是由政府效用函数所牵引的政府行为。我国商业银行受产权制度的制约,尚未真正成为创新主体,金融改革的最大不足,也在于企图避开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而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合理安排恰恰是金融创新的先决条件。     

中小企业创新激励环境问题研究——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来说,创新是其应对市场挑战的根本措施,也是其市场存在的内在使命。从政府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来看,主要需要解决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创新激励环境问题。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创新激励环境的构建还存在一定的体制性制约因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活力。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消除发展中体制性障碍的各项措施,可以说是给予中小企业在金融、财税等方面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存在多种理论观点,但大部分都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未得到实证检验.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从企业家创新行为、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等三个维度实证研究了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与企业家技术创新行为相比,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推动作用更大.与之相反,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则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则存在较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应减少政府对企业家过度的“父爱主义”关怀,通过释放人力资本潜能进而实现企业发展;应构建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制度;并形成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体制机制.     

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从合作到融合：实训基地内涵创新文化的变迁路径

实训基地建设是一项校企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包括外部环境、共建主体、共建方式、合作理念四个关键要素。通过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实训基地这一创新制度的演变历程,归纳得到实训基地创新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以器促道”—“以道促器”—“道器共促”三个阶段。融通创新背景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共建共享,存在于创新环境和创新组织模糊的中介层次上,需要帮助参与主体在不确定创新环境中寻找规律,最大限度挖掘蕴含个体目标的整体目标。与之相匹配的是“道器相融”的创新文化,通过协调保守与思变、共性和个性,促进实训基地成为创新人才的补给站和强大的智力库。     

促进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的税收实践

税收工具对于促进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长三角三省一市全面贯彻落实促进科技创新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积极推行各项便利服务举措,但目前在政策措施的创新性、信息平台的完备性、纳税服务的精准性和外部环境的契合性上仍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建议以“征管一体化”和“办税便利化”为导向,从推动长三角地区科技税收政策创新试点、加强科技税收信息平台建设、提升科技税收纳税服务水平、完善科技税收政策支撑体系等方面予以改进解决。     

区域创新体系与创新效率——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0~201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各区域的创新效率,并且重点考察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新效率在样本期内处在较低的水平,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产学研合作和政府支持对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有稳健的正向影响,体现出创新体系内部主体要素之间网络关系的积极作用。对不同创新效率水平样本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创新主体的构成和联结关系是造成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人才集聚、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人才是驱动创新的首要资源,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显著的“N”型非线性关系,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处在“N”型关系的第一阶段,即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性占主导地位;人才集聚能够通过提高区域创新产出和投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大于创新产出;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倒N”型空间溢出效应,本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邻地人才集聚情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