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并购前后以及三种并购类型的企业成长性,通过扩展检验Gibrat法则模型,利用分位数回归,研究了企业规模、年龄和并购特征对并购后企业成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购后企业成长性显著增强,横向并购企业的成长稳定性明显强于纵向和混合并购企业;Gibrat法则在并购后企业成长中不完全成立,并购后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外部融资显著推动了并购后企业高成长;并购特征不是影响并购后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关于企业规模分布的"融资约束"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融资约束会制约企业成长,从而影响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分布存在"年龄依赖"和"规模依赖",并非完全遵循Gibrat定律;融资约束制约企业成长,尤其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的成长率;从总体上看,融资约束并不能决定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然而融资约束却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规模分布。本文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与中国企业规模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削减企业融资约束,特别是减缓中国中小上市公司企业融资约束,促使中国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福建省城市规模结构之研究——基于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的23个县级以上的城市人口、用地和经济规模的结构分布进行研究.通过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分析发现,福建城市规模并不服从首位度分布,城市人口、用地及经济规模并不完全符合位序-规模的理想分布状态.城市体系分布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福建城市规模体系以双中心城市为核心,小城市数量众多且发育不够;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闽东南沿海城市与闽西北山区城市规模差距大.最后提出了福建城市发展应增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扩大人口规模,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带动整个省域经济发展.     

中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研究——区分公司规模含投资收益的比率法

本文使用比率法对我国非寿险保险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建立一个改进比率法模型,并在模型中加入了投资收益和公司规模对保险公司年末偿付能力的影响.为了满足比率法对数据分布的假设,文中对按公司规模分组后的数据进行了Box-Cox变换,提高了数据正态拟合效果,利用变换前后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增加了估计结果的信度.最后利用变换后数据的估计结果进行了短期预测.     

规模经济、人民币汇率与民营企业进出口——兼论民营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因素

分析了包括规模经济、汇率在内的影响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的主要因素。结论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其出口下降,但进口反而减少,人民币升值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影响较大;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其进出口规模也在增加;2004年贸易经营权的放开对民营企业出口没有明显的刺激效应,但对进口有明显影响;研发支出增加对民营企业出口没有明显影响,但对进口有正面影响;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民营企业进出口没有太大关系。     

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辽宁省地级市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地方政府规模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具有负相关关系,这证明了瓦格纳法则在本文所选择的时间段内不能适用;失业率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是确定的,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规模有缩减的趋势;另外,本文无法验证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符合利维坦假说;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对于研究政府规模扩张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化争论：从规模转向区域——兼论中国城市发展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实际效率水平低于最优效率水平，但总的看来城市发展效率10年间普遍得到提高；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地域差别明显，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效率依次递减。从城市发展效率的角度看，城市化争论应从城市发展规模论转向城市发展区域论。     

我国寿险公司规模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2005—2010年我国30家具有代表性的寿险公司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企业规模如何,中资寿险公司均表现出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且其经营历史越长、规模越大,其规模经济效应越强;部分合资及外资寿险公司表现出具有微弱的规模经济性,其他合资及外资寿险公司则表现出具有明显的规模不经济性。     

中国大企业规模的十年成长规律研究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运转,2000年中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增长到39.8万亿元。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文章通过对中国500强企业十年来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规模的统计分析,揭示中国大企业十年来规模成长的规律,以期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与运用——兼论汇金公司的利弊

外汇储备是一国外汇管理当局持有的对外流动性资产，是一国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庞大的外汇储备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过多的外汇储备不仅会造成外汇资源的闲置，带来高昂的机会成本，增加主要储备货币汇率波动风险，还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等负面影响。所以，在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的情况下如何借鉴他国经验，探讨外汇储备新的运用模式与途径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供应链参与规模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兼论中国的主场全球化

全球供应链体系“拔河博弈”已成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竞争的主要特征。如何利用主场全球化思维、应对全球经济格局演变、成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基础,也是第五轮产业转移背景下社会各界关切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中国参与全球性生产从客场全球化走向主场全球化的定性分析,探究供应链参与规模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依赖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贸易的客场全球化红利渐失,主场全球化优势开始显现;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密度、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密度和信息化服务水平的高低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重大事件冲击对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参与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从而加速了中国向基于内需的主场全球化模式转变。     

论媒体规模的決定因素

大众媒体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坚持编辑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媒体经营目标可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媒体经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才具有可能性.媒体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在于发行量和广告量及其相互关系;在于技术水平、资本投入和管理能力;还在于媒体管制的制度环境.这种体现媒体产业特征的分析框架,比现有的企业规模经济函数模型更富有解释力.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例

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现有研究通常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了基于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的企业成长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助于中国上市企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同时促进企业成长;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成长的调节作用显著为正相关,并且受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促进作用的影响。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在企业成长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分工逐步深化 ,企业一般主要通过追求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两条途径来降低经营成本 ,从而使企业逐步壮大。同时 ,企业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两者中进行选择时是应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成长阶段而有所差异 ,这更能使企业做大做强 ,永保活力。     

城市政府规模效率的DEA评价——兼论政府的适度规模

评价政府是否达到规模效率,即政府规模是否适度,不应仅看政府投入的数量指标,还需考察政府投入的质量指标和产出水平.我们使用DEA的软件Deap2.1,输入单纯考虑政府数量规模和加入政府质量规模的两组投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产出数据,来对全国88座典型城市的政府进行规模效率评价,结果发现,在加入政府的质量规模后,各城市政府在总体效率、地区间效率和按人口规模分的城市政府规模效率均大于单纯考虑政府数量规模的效率.从地区看,东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效率较高;从人口看,以500万以上和200～5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高;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看,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一般要好于技术效率,说明政府投入的各项资源配置不甚得当,还需进一步优化整合内部资源,而并不必然要通过精简机构或精简人员来提高效率.     

中国的机会不平等水平与特征研究*——兼论城市规模的影响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依托Roemer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理论,采用事前参数法,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度近年来我国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对机会不平等进行了分解,分析了户籍、家庭、性别等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探讨城市规模、城市的区位差异和行政等级差异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呈上升趋势,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存在明显上升的地区差异,在城乡、性别和年龄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且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型关系,直辖市、省会等高等级城市倾向于有更低的机会不平等水平。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设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地方政府服务的边际生产力为0．42。显著小于1。这说明政府服务供给过度;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0．188％,而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实际规模均已超过这一最优规模。应从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管理体制。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等方面入手。着力优化政府规模。     

影响企业成长方式与途径的因素分析

企业理论一般把企业成长类型分成两类：一类是原始型，也就是一种完全型成长过程，即从小企业——中型企业——骨干企业——大型企业成长为超级大企业的成长型；另一类是从骨干企业或大企业直接成长为超级大企业的成长型；这是一种不完全型成长。所以，企业成长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三类模型的比较与检验

笔者以1978年至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比较不同模型在相同的样本空间下的估计结果,认为基于“Barro法则”的劳均模型与门槛回归方法对中国的实际拟合较好,其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大约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