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发展

通过对深港两地合作历史的回顾以及对两地经济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深港合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采取的对策.合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保持和实现香港经济平稳、健康、持续良好发展的需要,也是改变深圳经济增长方式、准确定位深圳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必然需求.深港两地的城市特点:地理区位、市场机制、工业基础和既定的贸易伙伴关系网络等因素决定了深港两地应该以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未来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以四川地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分析这种影响.从1993年到1998年,先后对原南充地区、达县地区、乐山市和内江市进行了拆分,在保留原有四个地级行政区建制的同时,新设了广安地区、巴中地区、眉山地区和资阳地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自区域拆分后,新设地区和保留地区经济均取得了高于周边同类地区的发展速度,而这种拆分对新设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有更大的推动.     

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分析了淮安市行政区划调整及其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过程,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引导性调整,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特征。1964年淮阴县与清江市的县市分治,1971年淮阴县政府驻地北迁王营镇,牵引了淮安主城市区近30年的南北向发展。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又引导着主城区东南向扩张与楚州城区的北向发展,并在两个城区之间形成新产业空间与生态新城,强烈地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二是适应性调整,即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手段,能够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将原淮阴县城并入主城区,不仅解决了"市县同城"问题,为城市空间扩张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也适应了市区与县城连为一体的现实。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影响的作用机理主要为三个方面,即通过改变城市辖区范围,进而改变城市经济规模与发展能力影响城市地域结构,通过城市规划工具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通过城镇原来的空间格局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     

粤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潜力分析

"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实施使粤港经贸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两地迫切需要提升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水平,进一步加深粤港之间经济融合和提高经贸合作层次。粤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方向是:加快推进香港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广东省发展;加强两地制度的协调,推动粤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向纵深发展;打破两地的壁垒限制,促进粤港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快速发展;进一步创新粤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方式,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行政区划变更与区域经济发展—以白银市为例

行政区划变更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致使部分地区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合理调整行政区划以适应区域资源开发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当前行政区划研究中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作一初步探讨。１特征与依据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便于行政管理，对其所辖范围进行的区域划分。行政区划调整，又称行政区划变更，包括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变化、区域界线更替、行政管理机构驻地迁移及…     

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价格变化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南汇并入浦东新区为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而进行的。除经济和生态环境因素外,住宅价格还受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但行政因素对住宅价格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以上海市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为例,运用Hedonic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半弹性系数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定量测度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时间变化上看,行政区划调整以后,浦东新区各板块的住宅均价呈现上涨趋势,住宅价格比调整之前上涨2.74个百分点,且前阶段的涨幅较之后要大;从空间变化上看,外郊环、郊环外涨幅潜力更大。总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住宅价格变化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且不及区位、交通和住宅特征等因素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应当理性对待行政区划调整策略,不能过于奢望通过短期的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房地产价值,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开发区位的选址及区域交通和环境条件的改善,提升物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浙江省当前行政区划特征与调整改革思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浙江省的行政区划调整变更频繁;在自身历史传统、自然人文环境和国家宏观政治体制制约下,浙江省当前的行政区划与国内其它省、区比较,呈现若干特征:即政区类型相对较为简单;政区层次比较明确;各级政区数量、管理幅度等也大体适中;都市区治理得到重视;同时,适应不同类型地区特点及不同发展阶段,在形式上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采取多样而灵活的管理方式等;总之,行政区划体制开始出现良性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浙江省行政区划的调整改革思路。     

京津两地商务服务业集聚成因与推进战略初探——基于波特钻石体系模型的分析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提供广告、咨询、策划等高技术的专业服务，被称为“企业的外脑”。同时，商务服务业对其他产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其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单位面积就业人数、单位面积投资额、年产值及其增长率、地区产值贡献率等指标的计算，结合区位商判定原理，发现京津两地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地带，商务服务业集聚已初步形成，水平远高于国内同类地区。但京津地区商务服务业集聚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应在服务业的需求状况、要素条件、产业结构及企业战略、产业群、政府与机遇（市场机制）等方面来解决。     

长株潭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分析长株潭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不适应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建议，使行政区划更好地适应长株潭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浅谈余干县东北部区域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路和意义

随着区域发展条件的改变,城镇局部区域的发展势能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城镇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城镇发展与行政区划不协调、行政机构臃肿,重复建设,管理成本巨大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余干县现有行政区划弊端的剖析,揭露了部分城镇行政区划调整的必要性,并提出行政区划调整的建议和思路,有利于地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我国发达地区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过程及规律比较借鉴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三大产业结构逐渐合理，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相应地服务业内部结构也出现重大变化和调整。通过比较和分析我国发达省份和地区服务业现状，研究其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过程及规律，得出应根据各地特点全面规划、重点发展具有特色的本地服务业，调整服务业内部结构，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不断挖掘城市服务业增长空间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山区的服务业增长的结论，以期对其他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所借鉴。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苏沪两地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性比较

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和政府强调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该文基于苏沪两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性影响的差别,认识到生产者服务业已经是制造业发展的"短腿",江苏省应扎根先进制造业,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积极发挥生产者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正的溢出效应。     

1979年以来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变更的过程及作用--兼论中国未来行政区划改革走向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行政区划调整变更频繁,突出表现在城市化地区和“市”建制的设置上,变化的原因多出于经济方面,出于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行政区划的调整对浙江省经济、社会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在全面梳理1979年以来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变化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其起到的作用及其局限;并对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走向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改革的政策建议。认为：应从上层和基层、宏观和微观、长远和近期诸方面同时推进,一方面积极推进国家整体的行政区划改革,在时机成熟时修改宪法、法律,确立符合国情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有利于建设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行政区划体系和政府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在不与现行法规冲突的情况下,关注小城镇行政区划体制的创新和城市、乡村基层(准)政区即城市社区、乡村社区的建设及居民、村民自治的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制市的分类演进过程与规律分析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对城市的分类进行研究,对于优化我国城市体系,分类制定调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行政区划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行政区划管理实践的视角构建了建制市分类体系。在系统梳理1978—2018年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事项和历年城市行政区划设置情况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制市分类体系和各类建制市设置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5年的分类体系规范化阶段、1986—1997年的大规模调整阶段、1998—2009年的停滞阶段、2010年至今的恢复调整阶段。从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政策的关联性、逐步规范化、转向以行政级别划分为主等方面,总结了建制市分类和各类建制市发展演变规律,对改革城市行政区划体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湖南省宁乡撤县设市效果评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行政区划体系改革与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日益成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手段。对行政区划调整效果进行评估,对进一步做好新时代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尤显重要。构建行政区划调整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总结撤县设市对宁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以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宁乡市今后的发展做出贡献,也对湖南省乃至全国新时代行政区划调整提供经验借鉴。     

产业转移背景下的财政支出与服务业发展——基于28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笔者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用中国28个省市1990年～2010年的数据,检验了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从省际层面来看,支出效应具有滞后性和深度扩张性,财政分权效果明显;从区域层面来看,各类地方支出在不同地区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弹性不同。为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移相关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支出政策。     

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优势互补、合作互动的现状及前景

2005年11月14～19日,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一行六人赴广东省的广州、深圳、顺德、东莞四城市进行调研。调研内容主要涉及广东制造业与香港服务业优势互补、合作互动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以及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对服务业提出的新需求。就我们调研的四个城市看,各地制造业基础和产业集聚特色不同,对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需求程度并不相同,反映出服务业发展与区域内的产业集群特色密切相关。广东制造业发展阶段是两地优势互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服务业的成长环境是粤港两地优势互补的重要影响因素。从目前来看,政策和体制是促进两地优势互…     

试论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现象——以永康市芝英镇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为例

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出于配合加速城市化战略的需要,因而多以增设市、镇建制(如撤县设市、撤(并)乡(镇)设镇),以及撤县(市)设区、撤乡(镇)设街道等形式出现.但近年来,个别地区也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即将已经撤并的县、市、区或镇、乡、街道重新分立,或将已经改设为街道的地区重新恢复为镇的建制.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从2001年改设街道又至2009年重新恢复为镇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就是一个乡镇层面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的典型案例.文章以永康市"2008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调研论证的过程为例,详细论述了芝英地区设街道以来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改"街"为"镇"的原因,阐明了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对行政区划的"逆向调整"现象出现的原因、"逆向调整"中所需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从国内外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顺应服务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的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结合本国、本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情况,制定相应措施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有力保证,也是促进山东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必然要求。具体的设想有以下几个方面:1.健全政策体系,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山东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不断扩大现代服务业总量,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