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网格化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成都Q村网格化治理实践“离土性”的思考

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各地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其中网格化治理是将现代治理技术应用于城乡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之一。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治理资源和治理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将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网格化治理直接植入式地运用于乡村治理体系中,将带来治理技术与治理基础的冲突。成都市Q村在推进网格化治理的实践中存在形式化和冗余性等问题,表明网格化治理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即具有“离土性”）。邻里相知的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生活逻辑、均衡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内生自治的村庄公共性等决定了村民自治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适宜的治理方式,要使网格化等现代治理技术在乡村落地,必须坚持乡村治理的自治属性,提升治理技术的内生性,实现治理技术与村民自治的融合,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社会现代化。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网格化管理与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创新——基于湖北省宜昌市网格化社会管理实践的考察

政府控制型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政府管理机构重叠、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保障领域的道德风险丛生等问题。网格化管理的实质是大数据时代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政府各部门资源与社会自治资源的整合。湖北省宜昌市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从社区就业、低保审核、养老保险资格认证等方面推动了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创新。但从社会治理视角看,这种改革依然没有走出社会保障主体一元化的困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应从依托大数据平台构建"大社保"体制;网格化管理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搭载大数据平台整合多元养老服务资源等方面深化改革。     

我国转型期社会危机管理解读

目前我国正处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自然灾害及人为因素所导致的重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原因而带来的文化冲突、利益冲突、思想冲突和个体与国家的冲突不断加剧,都极易使社会矛盾高度激化,诱发各种社会危机。因此危机管理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在借鉴危机管理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正确把握转型期危机管理的时代特质,建立有效的社会危机管理体系,从而增强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尽量避免或减少社会危机的侵害,是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课题。     

协同治理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研究

协同治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的互动,是在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过程。政府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才能有效弥补社会组织的志愿失灵,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组织建设研究——以山东省实证调查为例

基于山东省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组织的实证调查,探讨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协同作用,重点分析了社会组织在山东省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发展平台。山东省社会组织发展实践表明,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要发展社会组织必须健全完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服务能力、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建设、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只有这样通过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的进一步完善,才能有效促进和鼓励社会组织发展。     

公共冲突治理的三类干预角色分析——兼论政府和社会组织角色担任的适宜性

公共冲突治理中存在辅助型第三方、化解型第三方和保障型第三方三类干预角色,三类角色各自对角色担任者有着特定的要求。对这三类干预角色的担任,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有着各自的适应性。政府在公共冲突治理中主要担任了制动者、化解者等保障型第三方和化解型第三方角色;社会组织主要担任了信息员、评估者、专家和顾问等辅助型第三方以及关系促进者、调解者、仲裁者、方案建议者等化解型第三方角色。总体而言,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各自角色的担任是适宜的,但仍有调整的空间：政府需要强化对冲突化解的持续推动者、冲突后续过程的监管者等角色的担任,并需要与社会组织分享冲突化解者的角色;社会组织需要更加积极去承担辅助者角色。为达到良好的干预效果,政府和社会组织需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对应该承担的角色不逃避,对不应该承担的角色不越位,最终实现角色互补,共同构筑公共冲突治理的主体体系。     

网络舆情与社会冲突治理

社会冲突治理不仅仅是单纯的纠纷解决和矛盾处理活动,更是一个追求"善治"的过程。网络舆情是当前社会冲突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的双重面相既有利于社会整合,也可能引发或放大现实的社会冲突。但网络舆情并非社会冲突发生的根源,在当前法制资源相对匮乏和不完善时期,网络舆情倒是社会冲突治理可加利用的一种较好资源。从公民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冲突治理对网络舆情的宽容,恰正反映了公权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当然,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对网络舆情适当且适度的引导是其走向法治化不可或缺的要求。     

“资本”困局与破解:社会治理的人本逻辑

在商品经济中,资本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界限,僭越到社会领域,使社会围绕着资本逻辑展开,资本带来了社会的物化,将社会困入"物"的牢笼,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面对资本逻辑所构建的"物化"社会,社会治理偏离了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步入"资本"设置的物化困局,产生了价值危机、组织危机、关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20世纪以来,抵制资本的"社会反向运动"迫使国家重视社会治理的人本诉求。基于劳动力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和资本增殖对人的依赖,人本逻辑内含着对资本的否定,回归人本逻辑是破解社会治理"资本"困局的根本途径。当前,西方社会治理的问题在于如何权衡"国家-社会"的关系;而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管理格局则促使我们的改革过程着重于对社会"松绑",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主性。在人本逻辑下,构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行动框架的重点在于:形成共识,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实现共治,建构合作治理的路径;共享成果,合理统筹治理的主体与客体。     

全球化时代上层建筑的新特点

全球化时代上层建筑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产生出许多新特点。这表现为全球性治理和超国家治理的趋势,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在政治影响上互动,非政府组织的大量生长,民主管理职能的增强以及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     

党内约谈: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以义乌市为例

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政府处理与社会的关系由社会管理发展到社会治理,这一趋势得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认可与强化。义乌市党内约谈制正是在传统社会管理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是基层党组织、精英党员积极发挥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一种探索;是社会各利益方进行博弈的一种制度创新,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就业歧视现象及其危害分析

近年来，由于就业人口的增多、就业压力增大等原因，中国的就业歧视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就业歧视不仅破坏了平等竞争的就业环境，而且还将危害社会的正常发展，给社会的正常秩序带来不安定的隐患。     

基于本土化公共服务理念的社会治理创新路径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与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相呼应，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对于人们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来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通过对政府公共服务理念的讨论，分析在该理念下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的角色和作用，提出基于本土化公共服务理念的创新社会治理路径。     

试析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发展问题

加快文化发展必须明确文化发展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注意解决文化发展中的问题,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社会保障核心价值理念再思考——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社会公平理论分析

作为人类社会久远的福利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发展到现代,已经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对公平、正义、共享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和实践.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公正的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众多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分析社会公平问题,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和思考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理念,更好地把握其意义以及如何实践.     

从控制论看农村社会控制的作用及建构

运用控制论原理研究和探讨农村社会控制问题 ,建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控制体系 ,以保证农村社会稳定 ,实现我国在农村的预期战略目标。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将因背负创新社会管理的使命而更具活力,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也将因社会资本的优化和支撑而更加有效。社会资本关注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形式,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良性互动,社会资本也具有负外部性。从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建设廉价服务型政府、实现制度供给的法治化、引导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等维度探寻创新社会管理的进路,以期实现“公平、正义、和谐”的良序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转型

转型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方法,是解决我国社会问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内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通过社会利益调节、社会结构理顺、社会共识影响和社会组织助推,创建一套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模式,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转型奠定基础。     

徽州商人的社会流动探析

徽商的社会流动,有不同的类型和条件,反映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激活了徽州人营商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给古老的徽州带来了活力。     

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研究 --一个理论诠释及运用

社会保障财产权及保护问题是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在社会保障财产权理论争论的基础上给予其重新诠释，并运用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问题。关注弱势群体可行能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