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减贫成效评估体系及绿色减贫指数分析*——以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为例

［目的］分析研究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减贫成效的评估体系,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决策信息,为地区减贫提供方法理论。［方法］文章基于云模型理论,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构建4级9项指标的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的综合定度,来分析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绿色减贫指数。［结果］(1)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2)彭水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差”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总排名中的最后。［结论］(1)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减贫,但减贫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推进。(2)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各片区减贫水平存在差距,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减贫效果最佳。(3)彭水县绿色减贫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加强各区域间的沟通协调,促进整体的推进。     

民族地区绿色减贫绩效研究*——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

[目的]基于四川省及各市州统计年鉴数据,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对绿色减贫的双向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测度指标体系和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确定绿色减贫绩效的4项指数18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减贫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4项主要指标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扶贫开发减贫指数。[结果]大小凉山彝区各县的绿色减贫指数均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越西县和美姑县的绿色减贫指数最低,均小于0. 1;盐源县最高,两年均高于0. 35;该片区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绩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指数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片区外围地区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大凉山与小凉山绿色减贫绩效差距悬殊,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高于大凉山彝区。[结论]深度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大小凉山彝区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大脱贫攻坚投入,摆脱贫困陷阱;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代表的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水平提升潜力很大,绿色减贫是其提高脱贫质量实现稳定性脱贫的重要路径;绿色减贫能有助于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步推进。     

云南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绩效探析

文章通过对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调查,认为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各县(市、区)依托区域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初步形成了高原农业产业集群,农业经济效益迅速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为实现乌蒙山片区农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同时发现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在产业化扶贫进程中仍然存在农业生产总值比重高、农产品特色不鲜明、竞争力不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大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力度、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片区农产品品牌,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培育龙头企业,全面提高特色农业产业扶贫的绩效,确保2020年实现完全脱贫,形成具有片区特色的跨越式发展道路等举措,以期丰富和发展扶贫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减贫效应模型分析

[目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解决相对贫困和区域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重点。在此背景下,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缓解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相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作为相对贫困的表征指标,对2006—2014年西北民族地区61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相对贫困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变迁整体效应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通过构建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所有地区都表现出第二产业的不足或定位不高的现象,但是对于拉动整体经济和构建产业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受传统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少,大量从业人员仍然集中于第一产业。[结论]由于扶贫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贫困人口由第二产业发展的直接获益有限。贫困人口的主要获益方式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配,所以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变动始终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做好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应当加大扶贫政策的倾斜力度,加强扶贫对象和措施的精准性,着重智力扶贫和技能扶贫措施。     

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思考

以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云南省乌蒙山片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调研,从精准扶贫和农村社区发展的关系入手,分析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的必要性,精准扶贫对农村社区发展的新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农村社区扶贫开发新理念、构建促进型农村社区组织、农村社区在精准扶贫和社区发展工作中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协同发展对策,能丰富和发展精准扶贫理论和社区发展理论,更好地指导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推进和农村社区的建设,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能更好地促进精准扶贫与农村社区的协同发展,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到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的现状,对旅游扶贫效果进行评价,以期为提高区域旅游扶贫效果提供参考,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方法]利用武陵山片区县域的相关数据,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建立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利用LINGO编程测算了各个县域旅游扶贫效率和相对有效性,之后进行了投影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结果]武陵山片区整体的旅游扶贫效率为0.550,处于中等水平;对于黔江区和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来说模型的最优解为1,这表明黔江区和务川县是DEA有效的,同时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其他县域模型的最优解均小于1,为非DEA有效;相对于现有的产出指标水平, 2016年武陵山片区大部分县域旅游业的投入冗余额均小于0。[结论]武陵山片区县域的旅游扶贫发展不均衡,大部分县域旅游业处于投入过量阶段。应提高资源配置合理化程度,因地制宜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加强旅游扶贫与市场需求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合理有效的旅游扶贫链,使旅游能够真正成为群众脱贫的利器。     

丘陵低山区中心村空间布局分析与评价——以重庆市铜梁县蒲吕镇为例

中心村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何科学地选择中心村,优化中心村的空间布局,是中心村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该文由微观分析入手,运用基于熵技术的层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分别建立了两套丘陵低山区中心村空间布局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结合铜梁县蒲吕镇的数据,基于这两种方法分别提出了两套空间布局方案。结果表明,基于熵技术和层次分析法的空间布局评价指标体系更符合丘陵低山区的实际情况,运用该指标体系能为丘陵低山区中心村的合理布局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产业融合对北京密云浅山区的生态脆弱性影响

[目的]北京浅山区(海拔100～500m)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强烈的区域,文章以北京密云浅山区为例,探讨浅山区农业产业融合对周边环境的生态脆弱度影响。[方法]实地调研了区域内典型融合型农业产业及其类型,选择海拔高度、坡度、土壤耕层厚度、土壤养分、植被覆盖度等指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了前后相隔30年两个时间点生态脆弱度指数的核算和分析,得出密云浅山区生态脆弱度的变化特点。[结果]相对于1980年, 30年后密云浅山区生态脆弱度整体降低,得益于北京市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密云水库水源地生态涵养政策;密云浅山区融合型产业主要包括综合型农业科技园、农业观光园、果蔬采摘园、民俗旅游村四大类型,各占有30%、17%、17%和11%的比重。综合型农业科技园、面积较大的规模果园、设施蔬菜园、观光花园年产值收益较高,加工产品、果品采摘收入、餐饮收入、门票收入是融合型农业收入的主要部分;4种融合型产业生态脆弱度多处于中度脆弱以上,农业科技园的生态脆弱度为Ⅲ级,生态环境负效应明显,农业观光园生态脆弱度为Ⅱ～Ⅳ级;果蔬采摘园生态脆弱度多为Ⅰ～Ⅱ级,该类园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生态涵养的作用。民俗旅游村生态脆弱度多数为中等脆弱。[结论]对生态环境具有正效应的融合型农业类型为:经营模式为荒山开发、粗放管理的观光采摘果园,这些产业的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弱。对生态环境具有负效应的融合型农业类型为:精细化管理、高投入高产值、年均游客量大的规模化农业融合产业。这些产业改变了原始植被和土壤结构并建有配套的餐饮住宿设施,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势。     

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深入剖析该区域少数民族农户致贫因素,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环境特征等3个方面对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户主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中熟练说国语人口所占比重、兼业情况、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是否残疾或重大疾病、人均耕地面积、是否通公共交通车均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预期一致;户主年龄、农户家庭中劳动力所占比重、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离县城的距离、有无自然灾害对贫困的影响均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假设不符,主要是"一户一策"的精准脱贫政策及惠农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结论]未来应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两个方面提高片区的脱贫成效。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 (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 (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1） 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2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