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目的］田园综合体作为探索城乡一体化及乡村新型发展的新模式,从生计恢复力视角探讨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背景下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研究利用实地抽样调查的413份农户家庭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进而量化分析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实施区新立镇与未实施区拔山镇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同时对比分析了两地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及各维度指标值差异; 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结果］（1）研究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差距较小,但实施区新立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内部差异较大。（2）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对提升农户的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有显著效果,但在自组织能力提升上暂未发现明显改善。（3）在影响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因子中,农户社会参与及学习机制存在较大障碍,区域间未见显著差异。［结论］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但农户在社会参与及学习层面仍有较大不足,建议在地区建设中应加大对农户无形资产的投入,关注农户自组织能力的提升。     

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疫情的冲击为农户的生计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了解当前农户生计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农户生活质量,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陕西省杨凌区及其周边农户调研数据,将主客观恢复力结合,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感知4个维度的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和障碍度诊断模型,测度新冠疫情冲击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现状并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 （1）新冠疫情冲击下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从高到低依次为综合生计型、兼业主导型、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各维度水平均偏低且分布呈现一定差异;（2）主观恢复力指标对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较大,主观恢复力对农户总体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不容忽视;（3）不同生计类型农户障碍因子差异较小,技能培训参与程度、个人风险认知感受、个人风险认知能力、家庭存款、社会网络支持度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影响。结论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于此,可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提出差异化的生计恢复力提升建议。     

脱贫“脆弱户”的可持续生计: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脆弱性既是贫困的重要特征,又是返贫风险的核心根源。由于部分脱贫户受生计资本不足、自我发展能力欠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脱贫后的可持续生计仍面临较大的风险,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脆弱性脱贫。防范脱贫“脆弱户”返贫风险,实现其可持续生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已有分析框架进行梳理与述评的基础上,基于生计恢复力的理论视角,将可持续生计方法与恢复力理论相结合,本文构建了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生计恢复力”理论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脆弱性的多重扰动因子与脱贫“脆弱户”的脆弱性形成,阐释了脱贫脆弱性与生计恢复力二者之间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关联。其中,缓冲能力、自组织、学习能力与自我感知是生计恢复力的重要表征。实现农户生计脆弱性向生计恢复力转变的关键路径在于生计资本的重组与优化,即要实现生计资本内部的结构式调整、外部政策对生计资本的调节、自我感知对生计资本的优化。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目的]探究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及其对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定及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基于Pandey等(2011)提出的适应能力评估框架,采用2015年底抽样调查的600多份农户问卷数据,构建农户生计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并选择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搬迁农户适应能力对其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结果]不同适应性水平搬迁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均耕地面积、住房面积、物质资产、人均纯收入、生计多样化指数、对他人信任度和对政策了解程度等农户生计适应能力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适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结论]生计资源致使农户生计适应能力表现各异,进而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适应策略。农户提升物质资产水平、积累金融储蓄能力、增强农户社会资本和网络,均有利于提升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     

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其生计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资本和区域特征下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143个农户家庭数据,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估算出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储量;细化五大生计资本指标,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两个维度考察其对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扩展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值为2.169,储量较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分别为0.474、0.434、0.256、0.325和0.680,各项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2)从生计资本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情往来支出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地拥有情况、农副产品收入水平、土地资产水平和农用机械价值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从区域特征角度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东北部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相较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会显著降低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会增加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要加大农户教育培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继续引导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差异化政策启示。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兰州市安宁区为例

[目的]通过探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资金资本、物质资本4种常见生计资本及失地农民因征地补偿所特有的自然资本补偿对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直接影响路径和间接影响途径,以期为其他生计研究及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基于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从失地农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计多样性、保险覆盖率及家庭劳动力就业率4个角度构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分析生计资本对被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机理。[结果](1)人力资本、自然资本补偿和资金资本是主要直接驱动因素,对安宁区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2)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对可持续生计产生有限的影响;(3)人力资本、自然资本补偿与其他3种生计资本之间存在多种内在影响,最终通过资金资本对生计产生的间接效应。[结论]针对失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分析,应使用自然资本补偿替代自然资本,5项生计资本对于该群体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在程度以及驱动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土地整治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天水甘谷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土地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具有促进农村减贫的作用已经在地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使土地整治减贫作用更加精准化,文章在土地整治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土地整治的多样性及贫困的多维特性构建了土地整治促进农村多维减贫的理论框架。[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分析了甘谷县贫困区实施土地整治前后及未实施的村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家庭人均收入、就业等的变化情况。[结果]土地整治的双重差分净效应D_(it)T_(it)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β_3大于零。其中收入维度、社会维度、知识维度的净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论](1)土地整治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自然资本和家庭人均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和拓宽了农户获得技能培训机会和就业渠道。(2)土地整治具有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的减贫效应最为突出,社会维度和知识维度次之。(3)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村中的交通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     

陕北黄陵县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生计策略研究

[目的]选取受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等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陕北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作用关系。[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17个行政村335户样本农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研究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整体得分最高,社会资本居次,物质资本中等偏下,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处于低水平;(2)农户生计分化明显,典型的纯农户很少,农户生计策略主要为兼农型和低水平非农型;(3)回归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外地兼农,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当地兼农,家庭年收入、人均教育投入和人情往来3项指标是促进农户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子。[结论]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转变是建立在自身资本结构上的,其往往向着发挥生计资本优势、规避生计资本短板的方向调整生计策略,进而达到提高整体生计资本水平的目的。人力资本优势主导下的黄陵县,加之沟壑区农地资源空间配置的破碎性与复杂性,外地兼农型生计策略将仍是该地区农户近期内的主要生计抉择。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的]为清晰识别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程度,以期为后期土地流转政策及农户生计引导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内蒙古4个市区的380户农户样本数据,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参与土地流转和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生计模式进行了分析,客观评价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结果]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生计转型产生了显著影响,拥有较低自然资本和较高金融资本的农户倾向混合型和务工型生计策略,同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采取混合型生计策略,而不是采取农业型生计策略。[结论]农地流转后,农户从繁重的种植业活动中得以解放,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生计策略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传统的主要依赖种植业到经营养殖业、从事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非农行业,多元化了农户的收入来源。     

旅游驱动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变化及提升对策研究——兼顾不同社区参与模式的比较

生计韧性理论作为人地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对推动社区、农户家庭风险的防范、可持续生计的建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重点将生计脆弱性、生计恢复力理论与可持续生计理论相结合,建构生计韧性评估框架,并结合社区参与模式的差异,对旅游发展前后乡村农户的生计韧性变化进行评估和比较,据此提出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对策。结果表明：（1）旅游发展对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建构存在正负效应,既能有效提升农户生计抵御能力,也会显著加大生计环境的风险;（2）总体而言,旅游发展能有效地提升乡村农户的生计韧性;（3）在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改善效果不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越深,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就越高;（4）旅游发展越成熟,旅游对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就越显著。基于此,要积极加大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的评估和监测力度,大力提升乡村旅游地社区和农户的旅游参与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社区的自治水平和强化社区机构力量,以构建共建共享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推动乡村旅游地社区农户生计的韧性建构和持续发展。     

基于扎根理论的可持续旅游生计策略影响因素研究

生计可持续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旅游发展是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引用扎根理论,对广东省丹霞山4村128户参与旅游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分析农户选择旅游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发现农户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家庭的认知,是家庭选择可持续旅游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外部环境的认知包括旅游环境、政府、景区及社区;内部家庭认知包括自身能力、意愿及约束。通过理论回嵌,提出基于认知分析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认知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起漏斗作用,将外部和内部家庭的客观环境通过认知的过滤后,农户进行生计策略决策,从而产生生计结果。最后,提出优化农户认知方式,提高农户认知能力以及改善农户约束条件等建议,以有效保护与开发世界遗产,更好地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

[目的]基于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现状,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推动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量和生计资本稳定性的建议。[方法]文章引入主观满意度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建立适宜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探究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持有量变化,并对其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1）者相镇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后生计资本综合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物质资本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下降;（2）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后生计稳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随搬迁年限的增加而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降低,非农业生计多样性提升;（3）搬迁后农户生计耦合度提升4.059 6%,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由低度耦合提升至中度耦合。[结论]者相镇安置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各类生计资本指标差异明显,推动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均衡发展和提高收入多样性,可帮助搬迁农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基于多层次模型的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研究

[目的]针对生计多样化成为农村地区消除贫困的重要选择,对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提高农户生计的多样化水平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通过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对甘肃秦巴山区的385个村庄的1 200个农户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层次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因素。[结果](1)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越高,农户的平均收入就越高;样本中有9. 25%农户只有一种收入来源,且近1/2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在0. 1~0. 5,总体上生计多样化水平较低。(2)生计多样化指数的12. 35%变异是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在不引入村庄层面的变量时,发现外出务工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情况、耕地状况、园地状况、固定资产状况、退耕还林(草)对生计多样化有显著影响。(3)引入村庄层面的变量后,发现村庄的高程对外出务工情况,耕地状况影响显著,村庄的收入状况对教育的重视状况的正影响显著,村庄距最近乡镇的距离对教育的重视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的反作用影响显著。[结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种植养殖技能的培训;加大对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的资金与税收、金融政策等支持;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加快生态移民进程等促进生计多样化水平提高的政策建议。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

[目的]宅基地流转是城乡建设用地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对解决我国当前土地资源利用的供需矛盾,推动高效用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家庭生计资产量化入手,探讨不同资产配置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旨在进一步推进宅基地流转进程。[方法]通过农户生计量化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农户整体宅基地的流转意愿较高,达到69.84%,但资产缺乏型农户的流转意愿非常低,仅有37.93%;(2)非农迁移意愿、宅基地功能和家庭生计资产总值对宅基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年龄、专业技能、住房的满意度、宅基地面积、非农收入比例、非农就业状况6个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出现差异。[结论]该文提出建立贫困农户的技能培训机制,制定多样化的宅基地流转制度,从而保证不同类型农户在宅基地流转后,整体福利水平不下降。     

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能否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样本

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阻断规模性返贫的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以其持续壮大的发展规模及其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调研样本,采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生计恢复分析框架来测度生计韧性,运用logit、多项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分别检验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影响以及参与不同类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异质性影响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受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合作社类型和合作社销售渠道等因素共同影响;参与合作社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且农户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优于企业组织型合作社以及政府(村党支部)组织型合作社。基于农民合作社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必须大力培育并有序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并以政策为导向,建立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全面保障农户生计韧性持续提升。     

基于产业分类的农户生计与生计产出关系探究——以西安市城郊乡村为例

[目的]探究农户生计资本如何作用于家庭主导生计产出,为合理配置特定资源、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建议。[方法]以西安市所辖的23个具有特色产业的村庄为例,参考村庄主导产业划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在通过离差最大化法对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确权并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户生计资本与其家庭主导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研究区内人力资本处在最高水平,自然资本处在最低水平;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均值处于最高水平的农户分别为村办工业型(0.394)、特色种植型(0.070)、旅游型(0.166)、村办工业型(0.181)和旅游型(0.127);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作用及作用力大小会随着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结论]针对家庭收入水平处在不同阶段的农户,村庄可根据自身主导产业类型实施相应政策进行引导,从而推进村庄整体的产业发展。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

科学评价农户受到征地外部冲击时生计能力的变化是帮助失地农户改善生计的前提,本研究提出一套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失地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研究表明,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并利用因子分析及因子综合得分方法,能够解决失地农户生计资本指标选取和权重设置的难题,从水平和结构两维度较好地评价征地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总体上征地后农户的自然资本显著小于征地前的水平,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则显著大于征地前的水平;征地在直接降低每个农户自然资本的同时,并不必然增加每个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仍有一定比例农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发生下降;征地对农户的社会资本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在考察期内具有稳定性;征地后农户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紧密性降低,而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紧密性提高;农户征地前的生计资本对征地后的生计资本存在正向影响,但各个维度的影响重要性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