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最低工资水平对城镇正规部门劳动力就业的效应分析

基中国于2004~2011年的实证分析面板数据,可以发现,整体来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就业成正相关,而中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分部门来看,城镇国有单位的劳动力就业与最低工资水平的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就业与当期最低工资水平成正相关。城镇化发展对提升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效应最显著,东部地区较高的投资水平对其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进一步理清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就业效应,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     

经济转型时期的城镇就业问题与公共政策选择

中国转型时期的就业问题不仅复杂,而且严峻,严峻的就业问题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为解决就业问题,可借助于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鼓励灵活的就业;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有效地控制失业率;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实现就业的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轨;充分发挥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保证劳动力资源的自由的流动;在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对劳动力供给进行必要的调控;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借以减少摩擦性失业等。     

欧盟灵活保障模式的青年劳动力市场效应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青年就业问题不容乐观,而欧盟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模式卓有成效。为此,论文选取欧盟13个国家2001年～2008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欧盟灵活保障模式的青年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对青年的失业率、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很大,失业保险替代率、工会密度、劳动税收对青年的失业率、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影响一般的结论,为制定青年政策提供参考。     

美貌资本价值几何——来自员工、中层和高管的三维度量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不同劳动力群体外貌特征对其就业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员工、中层、高管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身高溢价、身材溢价、长相溢价的影响,且美貌资本的人际效应同样存在,但与经济效应略有差异;考虑性别异质性,男性劳动力更易受到身高的影响,女性劳动力更易受到身材的影响,而长相对男女双...     

大学生就业隐性歧视现象分析——基于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视角

大学生就业因其社会角色的定位,往往被排斥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困难且频遭歧视,社会性排斥使劳动力市场分割,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又强化了社会排斥程度,如果没有相关的约束,这个恶性循环机制难以规避。剖析社会排斥与大学生就业隐性歧视的原因及危害,采用多维、综合、动态的方法,围绕大学生就业市场研究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经济性或社会机制动因,为缓解、消除就业歧视和社会排斥政策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促进就业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

就业是民生之本,扎实积极的推进就业工作,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具有重大意义。欧盟国家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创造了＂就业奇迹＂,被证明是促进就业的一条有效路径。近十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文章针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优化资金支出结构,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加强就业培训等措施,以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更好的促进就业。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农民工入城对城市就业的影响

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为研究背景,根据社会调查以及1995-2007年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文章分析了近年来农民工流动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概述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就业分布及工资情况.在此基础上用实证方法分析了农民工入城对城市就业的影响,经过对相关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农民工涌入并不会严重影响城市就业,不应以低工资限制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     

城镇低保中错保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

从参与就业、工作时长、小时工资和月工资分析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错保家庭劳动力与非低保家庭劳动力之间在就业参与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错保家庭劳动力的月工资、月工作时长和小时工资都显著低于非低保家庭劳动力的水平,这体现出低保对错保家庭的劳动力具有显著的劳动力供给负向激励。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错保家庭劳动力和非低保家庭劳动力在月工资、小时工资上的差异主要由结构特征决定,个体特征效应的作用低于50%。基于此,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在救助目的、配套福利政策以及审核违约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应对相应的就业激励政策进行研究,以促进低保家庭的劳动供给。     

就业保护的经济学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

就业保护法案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保护工人就业权利,限制雇主行为的重要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将改变劳动者和企业的行为约束,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深远地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总结分析了学界有关就业保护问题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为人们认识就业保护制度的利弊,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提供了借鉴依据.     

“老有所养”能否促进“儿有所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子代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考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其中生活照料类养老服务起主导作用。从个体异质性来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女性、45岁以下、高中及以上的农村子代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家庭异质性来看,兄弟姐妹较少、老年父母主动健康意识较强以及适老化住房水平较高家庭的农村子代劳动力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敏感程度较高。机制分析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分别通过便利性促进的照护时间缩短效应和健康水平促进的照护需求降低效应来促进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     

跨境电商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为例,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跨境电商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跨境电子商务总体上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雇佣量,其平均就业效应约为6%。从就业结构来看,中高技能劳动力和技术人员需求增加更多,对低技能劳动力无明显挤出效应,雇佣劳动力技能水平向高级化演进趋势明显。(2)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电商对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高数字化水平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强,同时跨境电商挖掘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就业创造能力。面对新型贸易模式冲击,西部地区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而资本密集型以及民营企业提高了对技术人员的需求。(3)机制分析显示,跨境电商主要通过市场扩张效应、生产率效应来影响就业规模和重塑就业结构。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跨境电商发展促进就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劳动力二元流动与就业政策取向

我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典型的二元性,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流转和转移。在二元流动结构主导下,劳动力流转和转移的动力结构不同,成本高低和风险大小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政府的就业政策应充分考虑劳动力二元流动的特点,着重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实现标本兼治的就业政策目标。     

FDI对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FDI对我国就业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得出FDI对东、中、西部地区就业数量和质量产生正面的直接效应和负面的间接效应.针对此提出应大力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在地区的流向按技术层次和劳动力素质高低分流;完善外资企业工资的立法制度等.     

城市化促进模式探讨——基于扩大非农就业路径下的理论分析

缺乏积极的城市化推进模式是中国城市化整体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旨在扩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思路模式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理性选择。基于扩大非农就业的路径选择,城市化促进模式体现为一个政策体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收入,降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成本,扩大非农产业市场的劳动需求,完善城市就业制度。     

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旨在研究结构性减税对我国就业水平的影响方式与程度,并提出结构性减税过程中如何稳定、提高社会就业水平的相关建议。结构性减税是＂有增有减＂的税制顶层设计,营业税改增值税、间接税改直接税、资源税改革等将通过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对就业产生传导作用。政策牵涉税收构成的调整,将改变不同类型经营实体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要辅之以人才培养及导向政策,鼓励劳动力集中到减税力度较大的服务业中去,集中到中小企业中去,才能释放税改政策的就业红利。     

金融供给改善与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商业银行网点分布的证据

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性投入要素,其有效配置在塑造微观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放松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引发的商业银行网点分布扩张视角,考察其带来的金融供给服务改善对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网点扩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投资效率,即企业周围分布的银行网点数量越多,劳动力投资效率越高;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主要通过信贷可得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促进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在民营、抵押物价值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市场分割程度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商业银行网点扩张通过改善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发挥金融供给侧改革在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和就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