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基于中国27个煤炭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传统城市化理论往往强调自然资源对城市发展的正面作用,却对城市化的约束和反向作用问题考虑不够。文章基于"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两种假说,利用1997-2012年中国27个典型煤炭城市的数据对其煤炭资源开发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进行正负效应检验。结果表明:27个煤炭城市中有16个城市出现"资源尾效",其尾效数值为0.001 755;其余11个城市出现"资源诅咒",其煤炭资源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207 2。可见,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要处于一个合适的水平,并同时注意资本投入、教育和制度等因素才能最大程度上提高城市化水平。     

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

文章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TR）分析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发展的非线性门槛效应。通过搜集1978-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相关率（FR）和城市化率（urban）等变量数据,选取FR作为转换变量,构建经济增长影响城市化水平变化的STR模型。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促进城市化发展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明显;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可以通过非线性平滑转移模型来描述;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变化的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研究发现滞后3期FRt-3是导致这种非对称性的原因之一。具体表现为当FRt-3低于1.2973（1992年前）时,表现出线性特征;当FRt-3超过1.2973（1992年后）时,表现出非线性,并且1992年后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率变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非线性部分。     

区域经济增长的能源尾效分析--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文章基于经济增长尾效假说,构建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2000-2011年皖江城市带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皖江城市带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是0.005,意味着由于能源约束,皖江城市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约0.5%。同时,文章研究发现,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皖江城市带的能源约束程度相当,但不同能源种类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能源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增长的软肋,因此增加高效清洁能源消耗比例,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是其未来的必然选择。     

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2000～2009

本文以一种地理空间的视角,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考察了中国内地31个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的大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各个省域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着空间自相关;城市化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增大;城市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显著,但进一步上升的速度缓慢;城市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迹象逐步显现;城市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减小。另外,本文在研究中还发现,与空间计量模型相比,普通回归模型由于忽略了空间因素,存在着不同的高估或低估现象。     

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文章就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展开实证分析,首先对城市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并根据研究需要提出相应假设前提,再基于上述分析建立人均产出与相关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城市化与相关因素的影响模型,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通过第三产业和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且人均知识资本没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最后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未来应当在城市化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的建议。     

能源效率视角下能源投入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尾效”分析

本文采用2000-2015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能源效率作为省份的聚类标准,在Romer理论模型的框架下定量分析能源投入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尾效"。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市能源效率存在区域差异;在能源效率越高的区制,能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程度越低。     

城市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深圳为例

本文运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1979～2009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深圳城市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层次递进的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深圳城市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深圳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强于经济增长对于城市化的影响;深圳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长期来看,非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经济增长和非农业产值所占比重的提高均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     

吉林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分析

为探讨吉林省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作用关系,本文采用吉林省1982-2006年的数据就吉林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做格兰杰因果实证分析,得出滞后4期的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城市化不能很好解释经济增长的结论,由此本文构建了吉林省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的分布滞后模型,模型得出滞后4期内各年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的乘数值,以动态预测吉林省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对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分析

从定量角度,采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城市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揭示城市化与需求之间均衡增长的长期稳定的关系以及城市化对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短期动态影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基于我国东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东、西部1978—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其产业结构、城市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东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其产业结构、城市化及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1)东部的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能助推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负效应;(2)西部的金融发展在长期能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增长,但短期因果关系不成立;(3)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较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分析——基于PSTR模型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0-201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了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选取滞后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作为阈值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模型,其主要实证研究结果为:除低水平的人均能源消费量情况外,三个非线性模型都显示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会下降,而随着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该弹性会增加;弹性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加趋势,到2010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最后分析了不同地区弹性系数值的差异情况。     

经济增长、环境管制与污染排放

文章通过构建经济增长、环境管制与污染排放的动态模型,分析在政府环境管制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发现:政府环境管制越严厉,越有利于稳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污染排放的减少.文章还发现消费的时间贴现率越小、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越小、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越快,越有利于稳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污染排放的减少.物质产品消费对消费者致用的影响程度越小、污染排放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程度越大,越有利于稳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但却会增加污染排放.文章的创新点体现在:提出在一定条件下通过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来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新观点.     

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从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及相关检验方法,对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人口城市化水平长期决定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没有长期决定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发展的结论,同时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提出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土地资源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增长阻力分析

文章基于二级CES生产函数及城市化增长函数,构建了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增长阻力模型,并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力为0．0199％,换言之,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全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比没有土地资源约束的情形下降低0．0199％;从全国横向比较研究来看,各地的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力各不相同,而且差异较大;从全国三大区域空间分布来看,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阻力的平均值由东至西逐渐递减,呈现与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较为一致的空间格局。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基于空间联立方程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4年的全国253个地级城市的数据,建立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分析。实证发现：环境库兹列茨曲线客观存在,但不同城市不同污染物到达临界点时间并不一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环境库兹列茨曲线（EKC）为双向的倒U型关系。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也相互影响,但城镇化只有处于较高水平时,环境污染才会阻碍其发展。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会加剧本地环境污染,周边城市的城镇化发展会降低本地的环境污染。     

The resource drag

Between 1995 and 2001, 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r published a series of influential empirical studies examining mining and energy’s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Their principal finding was that economies heavily dependent on extractive activity in 1971 grew more slowly than comparable non-extractive economies over the next 19 years. This result has been deemed ‘the resource curse’. The result is generally robust across differing country samples and across extended sample periods. Many have sought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but without unified success. Sachs and Warner suggest that crowding out of a sector or activity with production externalities is the most likely explana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latively slower growth in mineral and energy economies may simply reflect a resource drag whereby optimally managed per capita resource production does not grow substantially over time and hence introduces a drag on the measured growth of per capita economic output. If the resource curse is indeed only a resource drag, this has implications for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implemented on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re are growth-reducing market failures associated with mineral and energy production.     

经济增长下的FDI、环境污染损失与人力资本

本文就中国的经济增长、FDI、环境污染损失与人力资本的关系问题,提出了7个待验证命题,并运用2000~2005年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FDI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也增加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损失成为经济增长与吸引FDI的代价。高人力资本更利于经济增长,而且从质和量上利于吸收FDI,以及利于遏制环境污染,中人力资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吸收FDI的作用不明显,并且不利于遏制环境污染。整体上,我国已出现"污染避难所"现象。目前中国吸引FDI的核心问题已不仅是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而应更加关注如何避免FDI带来的污染问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的核心建议是,促进高人力资本积累,继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根据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用固定资产投资板块结构来测度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证模型,运用2013-2017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在创新驱动背景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2013-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系数在逐渐变小;分类别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作用,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对我国当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前后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在变小,制造业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在变大。因此,在总量上要保持一定比例的固定资产投资率,结构上要加大制造业投资、控制基础设施投资、保持房地产开发投资稳定。     

教育投入、经济增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

文章基于1978—2012年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支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的年度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教育投入、经济增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为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新型城镇化互为双向因果关系,教育投入与新型城镇化为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增加教育投入对于经济增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正向积极作用。     

基于减物质化分析的天津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互动效应研究

天津市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历史阶段,未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日益增大,势必会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文章从维持区域生态经济大系统均衡的视角,应用减物质化理论,运用OECD(2002)Tapio(2005)测度指标,从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等方面,测度和分析天津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互动作用,识别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效应和耦合规律,并提出了建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