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政府职能优化中央与地方税收结构

从重新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入手，分析了公共财政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确定的基本依据以及由此决定的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准则，并结合现行分税制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划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税收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权划分的博弈初探

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在税权划分过程中均存在博弈行为。文章在研究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权格局的基础上,认为税权划分应该坚持中央集中主导性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利用博弈论的基本模型,探讨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权划分的理想模式,对我国税权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有资产管理亟待走出"分级所有"的认识误区--兼与邓子基、陈少晖二位先生商榷

邓子基、陈少晖二位先生2003年8月撰文称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国有资产分级所有的新思路”。但通过研究发现,国有资产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缺乏法理依据,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仍然是“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范畴”;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环境下,实行“分级所有”实质是对国有资产国家所有权的“肢解”,因而不可能实行国有资产“分级所有”的体制,而必然仍是“分级管理”,并赋予“分级管理”新的含义和内容;由于国有资产存量、质量的差异,各地方国有资产占有上的贫富多寡,在国有资产实行“分级所有”必然会拉大区域经济差距。     

我国税权划分制度中的博弈分析

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税权划分过程中均存在博弈行为。本文具体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博弈、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博弈、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博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税权划分制度的若干建议。     

省管县体制改革与地方财政解困

1994年开启的分税制改革把事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划分确立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支出范围和收入划分的依据.这一改革的推行带来了"财力上收、事权下移"的意外结果,使得欠发达地区和基层财政日渐困难.作为互补性的两轮改革,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制度"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分别从收入侧和支出侧试图消除分税制改革造成的地方收支失衡.为了全面系统地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问题,未来需要以政府间职权和职责的清晰划分为前提,从收支双侧着力,为省以下政府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完善我国纵向税权划分

当前中央与地方纵向税权划分方面存在着立法权高度集中中央、地方政府越权、滥权等诸多问题,由此带来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稳定,并影响到我国的税收法制化建设进程.建议选择合理的税权划分模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立法权,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用完善的税法体系来规定和稳定税权的划分.     

构建地方税主体税种 完善地方税管理体制

地方税管理体制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地方税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的一种制度,它是税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在中央与地方间的不同划分及组合方式形成了地方税管理体制的不同模式。在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中,地方税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虽然确定了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但税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央,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地区经济,也不符合分税制对于在中央与地方间合理划分税权的要求。     

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法律划分

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明确,缺乏一个具有刚性的法律规则,从而造成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权责不明确、职能错位、缺乏稳定性和规范性等问题.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是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前提.应通过修改宪法相关内容,制定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法>、<财政转移支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构建起我国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的法律框架.     

协调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路径分析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中存在仍然存在改革思路偏离、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不够明确等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西方现代化国家在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次分权思路的分析,提出通过地方自治这一制度设计来协调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思路。     

美国和日本税权纵向划分的比较与启示

美国和日本税权纵向划分的立法与实践有许多相似之处和成功之处。其表现在：中央税权占主导地位，地方独立的税权也受到中央的控制；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主体税种；地方税收执法机构健全独立，并与中央税收执法部门合作；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收益权；利用税收司法权对税收立法、执法权加以制衡；法律规定的位阶高。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中央和地方税权划分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大一统”国有制局限性刍议

通过法学视角的讨论,认为赋予地方政权所有权地位的制度创新,有利于以下问题的根本解决:地方政权无所有权地位;国有制内部不同利益主体难以确立;因“所有者缺位”引起国有资产流失;地方政府融资的困难和权利义务不对称影响其积极性的发挥等等。     

国有企业产权实现方式的思考——基于清江流域开发体制的研究

本文以一家省级地方国有水电流域开发企业为例,研究探索我国国有企业从政府部门附属物到市场主体的道路和方式选择。其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产权关系构建和实现方式;重点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实现层面问题,也就是要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享有扩大再生产决策权,并且充分拥有企业简单生产经营管理权。这既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也是整个国有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我国政府终极控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分析

以我国A股2004--2011年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CAPM、Gordon、OJ和ES模型估算其平均股权资本成本,检验国有企业集团控股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低于地方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终极股权结构长度与股权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终极股权结构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相对于延长控制链条长度（控制层级）,政府通过增加链条数（控制渠道）控制上市公司更加有利;政府应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同时也不能让终极股权结构长度无限延长。     

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几点思考

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所有制产权间的交融混合.混合所有制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前者反映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存在,后者指企业中公私不同产权间的相互融合.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需要解除“国资流失”、“羊入虎口”等多种疑虑,需要让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包括董事长与总经理职权关系的厘清、国资代表权力的落实、奖惩与内外监管制度完善等在内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我国商业银行产业组织结构与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权结构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影响都很显著,但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要弱于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国有产权比重与银行业效率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而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高会造成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低下。     

股份制公司的产权特性及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融合,注定了产权的集权模式,因此,国企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资企分离。实现资企分离的最佳途径是按职能分化国有资产为社团资本,并通过建立资本经理人和企业经理人制度实现公有财产的私有化经营,通过对资本结构进行限制来保证企业的非私有制性质。     

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以2007～2009年深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集中度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履行显著正相关,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不显著。再进一步区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项目后发现,股权集中度对政府、投资者和员工社会...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的次优制度安排偏好分析

政府的制度安排服从于收益最大化目标是个动态优化的过程,它决定了国有银行绩效目标由社会目标优先逐步向自身绩效优先的转化.由于中央政府对公有产权保护的内在倾向性,强制性变迁方式下市场机制发育的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国有银行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利益约束等,政府具有对次优制度安排的选择偏好.最终国有银行制度安排的优化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建设和政府市场角色的理性回归.     

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物权属性研究

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论定位应为公共财产权，个人既是所有者又是非所有者，构成了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基本矛盾。自然资源作为国有财产对法律的要求不是设定特别的保护禁区，而应是通过法律合理配置权利来增强自我健康发展的活力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回归自然资源所有权物权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探索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可交易性，以实现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物权化。     

股权结构、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代理问题角度,利用我国2001~2005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持有现金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符合代理问题存在的基本表征,即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上市公司拥有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控股股东尤其是国有股东,并没有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产生通常意义上的地下利益攫取行为,而是更多地支持了控股股东提升公司绩效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