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增发缘何演变成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工具?——基于驰宏锌锗案例的研究

以驰宏锌锗面向大股东定向增发为案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将股改与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的真正原因进行剖析,结果显示:大股东通过将股改和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来操纵定向增发发行价格和利用低质资产认购股份,巩固了其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地位,获取了控制权收益,从而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另外,作为市场运行机制规则制定者的政府所设计的非公开发行制度存在的缺陷致使大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方便地通过定向增发这一关联交易"谋求"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加剧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定向增长缘何演变成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工具？——基于驰宏锌锗案例的研究

以驰宏锌锗面向大股东定向增发为案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将股改与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的真正原因进行剖析，结果显示：大股东通过将股改和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来操纵定向增发发行价格和利用低质资产认购股份，巩固了其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地位，获取了控制权收益，从而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另外，作为市场运行机制规则制定者的政府所设计的非公开发行制度存在的缺陷致使大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方便地通过定向增发这一关联交易“谋求”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加剧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掏空、支持与定向增发折价——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国内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案例为样本,研究了国内资本市场上定向增发折价的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定向增发中的特殊增发制度安排以及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是定向增发折价存在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增发对象为大股东的定向增发有着更高的折价,同时,在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中,以非现金的其他资产为增发方式的定向增发折价更高,这说明定向增发折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大股东支持上市公司的补偿。     

增发后股票业绩与公司盈余管理

本文旨在考察增发长期价格效应的盈余管理观,以股权分置改革后实施公开增发和向大股东定向增发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公司盈余管理对两类公司长期股票业绩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开增发后长期股票业绩显著为负且与增发前操纵性应计利润负相关,向大股东定向增发后长期股票业绩显著为正且与增发前操纵性应计利润负相关,结果支持增发长期价格效应的盈余管理观,也证实中国上市公司增发过程中存在大股东利益侵占。     

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近年来，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产生的争议不断，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能否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成为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基于此，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出发，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有利于企业创新，并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都有提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可以通过“内部金融市场”机制、“监督效应”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而“掏空效应”机制则会抑制企业创新，三种作用机制中“监督效应”的作用最为显著。     

定向增发、资产注入与股市波动——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市脆弱性模型推导及其政策含义

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并不能消除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全流通时期,大股东理性参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及其后的股份减持很可能诱致股市的过度波动。对这种股市过度波动所引致的股市脆弱性机理我们进行了模型推导和因子分析。分析表明,牛市中,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资产注入会导致牛市的助涨。而当熊市来临时,大股东会停止资产注入并减持股份,进而起到熊市助跌的作用。针对由此引起的股市脆弱性,监管部门应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股票增发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

通过选取2003—2009年所有股票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对股票增发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流通股股东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但增发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不受其产权主体性质的影响。     

公开增发与定向增发方式下两类股东财富变化的比较

运用财富再分配效应理论,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方式下两类股东的财富变化,结果表明无论是公开增发方式还是定向增发方式都会使非流通股股东财富增加,而且公开增发价格和非流通股股本越大,其财富增加越多。但定向增发方式下,非流通股股东财富增加值也在缩小,意味着流通股股东利益受损害的程度有所减弱,从保护小股东利益的角度应提倡上市公司采用定向增发的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     

上市公司偏好定向增发的外部因素分析

外部因素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偏好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定向增发的发行条件较低;二是定向增发具有其他相对比较优势;三是定向增发有助于上市公司实现特定战略目的。目前,在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创造有利的制度便利的同时,还应对定向增发制度中不合理的环节进行完善和健全。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量表现出敏感性,这种投资-现金流量敏感性不是"融资约束"形成的投资不足导致的,而是过度投资的表现;大股东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度越严重,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越严重,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越强,说明大股东与管理者的合谋掠夺行为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股权分置条件下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行为分析

在存在大股东控制的情况下，“隧道挖掘”行为会对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侵害。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出于转移资金和利益、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等动机，常常通过为关联方提供担保、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金和利益、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直接借款、高派现等途径实施“隧道挖掘”行为，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破坏了证券市场价格稳定、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市场影响。就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充分发挥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制建设是制约大股东“隧道挖掘”行为的有效途径。     

大股东控制、私有收益与公司绩效

以2000年以前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关联资金往来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普遍存在大股东控制的情况,在大股东控制下,容易出现大股东以资金占用等形式获取私有收益,从而损害公司经营绩效的现象。     

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短期股价效应研究

本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短期股价效应,结果显示,非公开发行的短期股价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投资者认为成熟的控股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参与的非公开发行可能显示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较好。此外,控股股东和关联股东参与认购时短期股价效应低于控股股东未参与认购的情况,说明投资者对于我国特殊股权结构导致控股股东和关联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给予了高度重视,而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非控股股东和关联股东参与认购则可能传达了上市公司高质量的信息。     

公司治理对高管报酬的调节效应分析——基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监督的视角

文章以2006年深、沪两市的235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监督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董事会监督的调节作用会强化二者正相关关系,但大股东控制的调节作用会扭曲二者的正相关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报酬决定中存在"赎买效应"和"任职激励效应",加强对大股东控制的监管,推进董事会独立性的建设,对于提升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股权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视角

股权结构对大股东掏空行为及公司价值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自利性多元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投资和破产政策的扭曲同时也损害了企业价值。本文从民营企业的金字塔持股结构和股权制衡角度分析实施多元化战略的民营企业公司价值,研究金字塔持股结构下的终极控股股东的多元化侵占方式。本文收集2006～2009年我国A股市场179家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将民营上市公司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类型,其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终极控制人、隧道行为与企业投资——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大小股东代理理论,分析了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偏离、隧道行为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越大,终极控制人越倾向于通过掏空性的关联交易来转移上市公司的资源,并且这种隧道行为主要表现在性质为地方政府与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进一步检验发现,终极控制人的掏空性关联交易更易导致投资不足现象,而对投资过度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这就在终极控制人影响投资效率的传导机制方面拓展转型国家的投资理论。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的资本市场在实现“全流通”之后,大股东采用操纵利润和股价、并购重组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导致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的因素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包括存在缺陷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严重的投机理念和大股东“经济人”的自利心理。外部因素包括趋于严峻的融资环境和经营环境、监管不力的监管环境以及形同虚设的外部审计。建议从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完善外部经营环境和融资环境等方面来减少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发生,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     

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解读《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我国正在试点推行的小额贷款公司是源于民间金融,可以经营金融产品的非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相比资金来源渠道受限,资金运用管制严格,监管主体的救济措施有限;与一般公司相比实际持股人数要求高,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资格要求高,设立的门槛高;与民间金融相比则运行成本高、税费支出大、利息收入低。解读《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可知小额贷款公司只是农村金融的催化剂,是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过渡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