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分区跨期测度

基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下滑等经验观察,借助于Euler方程的天然正交条件,直接采用GMM方法对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进行了分区跨期测度。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总体波动呈现倒U型结构,且地区间差异显著。因此,在居民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减少城镇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测度：2002—2012

文章使用流动性约束拓展Dynan模型,对中国城镇、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多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且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呈正态分布特征;2.当期流动性约束下,农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明显增强,估计结果更合理,而城镇居民储蓄行为不受当期流动性约束影响;3.服务类消费价格普遍上涨带来预期流动性约束对农村、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测度:2002-2012

文章使用流动性约束拓展Dynan模型,对中国城镇、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多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且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呈正态分布特征;2.当期流动性约束下,农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明显增强,估计结果更合理,而城镇居民储蓄行为不受当期流动性约束影响;3.服务类消费价格普遍上涨带来预期流动性约束对农村、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中国金融发展与居民预防性储蓄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解释影响我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决定居民储蓄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当期的居民收入,利率对居民储蓄有显著的影响;我国居民储蓄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的成分,但并不十分显著,此外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动机,从而导致居民较高的预防性储蓄。     

城乡差异视角下的人口结构、医疗保险与居民高储蓄

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人口结构和医疗保险制度对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医疗覆盖面和医疗保险缴费水平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为正。从城镇和农村分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储蓄均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城市居民储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农村居民的储蓄呈显著负向影响,医疗保险覆盖面对城镇居民储蓄呈现不显著的影响,对农村居民储蓄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医疗保险的缴费率对城镇居民的储蓄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的储蓄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没有起到缓解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作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降低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对降低高储蓄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农民消费行为实证研究:1978年—2007年——来自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解释

以随机游走假说为理论切入点,推导出一个包含消费惯性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分析农民的储蓄动机,并通过1978年—2007年的宏观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修正后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对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消费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支出增长预期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分析——兼评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不足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动机是居民储蓄增加的显著原因。但是,国内外的部分实证分析表明,预防性动机的强度并不显著。为此,在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支出增加的预期是导致居民储蓄提高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应该采取措施抑制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应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     

财政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在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是否能够降低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预期。本文对湖南省1990~2012年度城镇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储蓄和财政民生支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居民消费与收入、储蓄和财政民生支出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并未带动居民消费增长。而这种"挤出效应",根本上源于我国改革进程中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附加支出预期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检验——以广东城镇居民为例

引入支出增长预期变量,结合预防性储蓄动机等因素,能够较全面地解释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VAR模型分析说明,广东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广东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增加了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较高的消费水平使支出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减弱,改革过程中的非平稳性等.为化解高储蓄并促进消费的增长,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平稳性,抑制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支出的过快增长,增加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发挥资产财富效应的作用.     

不确定性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转轨加速,使得消费者面临着许多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出现了变异.应用不确定性下的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性动机,可以得出结论:转轨时期由制度变迁导致的支出不确定性对消费者影响很大,城镇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更多地来源于支出的不确定性.因此,当前的政策措施应主要放在减少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上.     

从“两缺口”模型悖论看中国收入分配失衡

1994年以来,"两缺口"模型在中国出现悖论,对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储蓄缺口不缺下的高投资结构失衡,导致财富过多流向国有部门和垄断行业,国富而民不富,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外汇缺口不缺下低质量、区域不均衡的外资引进没有明显改善国内居民总体收入状况,扩大收入分配的区域、城乡差距;出于谨慎性动机和资本市场不发达的高储蓄率抑制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使居民无法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收入增长常年低于GDP增长。     

初次分配视角下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及对策探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均处于偏低水平。文章基于初次分配视角,将消费率分解为Y/GPP与C/Y两个因子,提出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及预防性储蓄增加。针对如何使居民“有钱花”和“敢花钱”,提出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包含制度因素的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分析

从宏观方面讲,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转换力与制度和政策调控力。按照三次产业推动城市化的逻辑顺序,可以将产业结构转换力分为第一产业发展形成的推动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推进形成的二级动力,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形成的后续动力。它们与制度和政策调控力一起,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因素。通过对各动力因素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各动力因素对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     

近代不同城市扩展模式对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变革的影响

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近代工业的兴起推动了近代城市化。在这次城市化中,既有新兴的城市,也有传统城市的转变。城市类型不同,其制度变革的动因及路径也不同,制度转变的模式也不同。因此,在城市土地管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变革模式。     

银行业规制与储蓄动员、二元经济转换

银行业规制，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双重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我国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中，银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虽然不高，但在我国资本驱动型二元经济转型中，因银行业规制而带来的极强储蓄动员能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首先论证银行业规制是形成高储蓄动员能力的根本原因，然后对城乡储蓄率与二元经济转换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公平性研究

本文采用保险精算模型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不公平性,结果显示:个人账户确实造成了门诊医疗服务分配的不公平,工资收入在社会平均工资90%以下的人群不能很好地享受门诊医疗服务,而且收入越高,个人账户结余额越高。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方案以缩小人群之间的不公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