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中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测算与分析

科学测算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可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更加准确的决策依据。本文综合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社会经济数据,构建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的测算模型,并对实地调研获取的农户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潜力规模进行统计汇总,定量分析了榆中县20个乡镇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结果表明,(1)2018年榆中县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为6 042.04 hm²,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为1 138.246 hm²,农村居民点现实潜力为683.46 hm²。(2)榆中县农村闲置宅基地共2 975户,研究期内农村闲置宅基地面积达63.31 hm²,其中北部山区闲置宅基地面积9.59 hm²,南部山区闲置宅基地面积4.11 hm²,中部川区闲置宅基地面积49.61 hm²。榆中县需要综合考量地区经济实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整治,协调村庄规划与建设,优化乡村建设用地分布,从而盘活乡村闲置宅基地,促进全县乡村振兴与产业经济的...     

兰州市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评价

分析兰州市农村建设用地利用现状,测算兰州市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并对潜力进行评价,以期为兰州市农村居民点整治及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缓解兰州市用地矛盾提供依据.以兰州市县区为单位,通过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农村建设用地理论潜力,构建农村建设用地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得到限制性修正系数,对通过计算得到农村建设用地理论潜力进行修正...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精准预测与地块整治优先级识别

研究目的：测算不同村庄类型下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精准识别地块整治优先级,使得土地整治决策更加准确、科学。研究方法：以湖北省黄梅县为研究区域,结合空间规划和自身资源禀赋对村庄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进行测算,并利用单类支持向量机对农村建设用地图斑的整治重要性进行识别,最终实现潜力总量约束下的潜力图斑的整治优先级安排。研究结果：（1）黄梅县共划分出城郊融合型、特色保护型、集聚发展型、存续提升型、搬迁撤并型5类村庄类型,其中包含村庄数量最多的是存续提升型,共有272个行政村;（2）规划期内黄梅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理论潜力规模6 624.66 hm2,现实潜力规模3 586.03 hm2;（3）整治紧迫图斑占潜力规模的7.21%,整治较紧迫图斑占潜力规模的15.02%,整治一般紧迫图斑占潜力规模的51.14%,整治不紧迫图斑占潜力规模的26.63%。研究结论：村庄分类下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预测与地块整治优先级识别,可以为村庄布局优化和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操作模式。     

我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分区与实现路径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全国范围内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空间分异特征,并进行潜力类型区的划分,有助于明确农村建设用地整治重点区域与时序安排,针对性提出整治潜力实现的行动路径与政策举措。[方法]文章以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为基础,从整治迫切性、自然适宜性、经济可行性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并利用多因素空间聚类分析法划分潜力类型区,识别潜力挖掘的限制性因素与实现路径。[结果]我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空间差异显著,高值区多分布在华东和东北地区,低值区多为西南和青藏高原区;将全国整治潜力类型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34个二级区,优先整治区多分布在我国华东地区,暂不适宜区多分布在西南和青藏高原区。[结论]我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普遍较高,各个地区应根据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确农村建设用地整治重点区域,制定分区分类差别化整治路径与措施。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与空间格局协同模拟研究 ——以湖北省宜城市为例

研究目的:提出一种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与空间格局协同预测模拟模型,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更加准确的决策依据。研究方法:首先对社会经济宏观因素影响下的区域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进行分析,进而利用土地利用时空建模方法对农村建设用地图斑的整治概率进行预测,实现潜力规模约束下的整治潜力空间格局模拟,并以湖北省宜城市为案例区对模型的性能进行验证。研究结果:(1)宜城市2021—2035年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理论和现实潜力规模分别为4912.46 hm²和2201.94 hm²;(2)模型对宜城市农村建设用地图斑的整治潜力格局模拟准确率为81.58%,召回率为0.9879。研究结论:模型实现了对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与空间格局的协同预测与模拟,能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专项规划提供更加精细的决策依据。     

基于人地挂钩视角的沈阳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测算研究

人地挂钩是按照城镇、农村人口数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数量变化的过程。本文运用"灰色模型法"和"综合增长率模型法"对2020年沈阳市总人口和农村人口进行预测;应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理论潜力,综合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建立理论潜力修正体系,得到沈阳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现实潜力。结果表明:2020年沈阳市总人口将达到832万人,农村人口为125万人;2015年沈阳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理论潜力为62398公顷,2020年理论潜力为63645公顷;2015年和2020年沈阳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现实潜力为33483公顷和34152公顷。     

协同整治视角下的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

为了合理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提出了一种在协同视角下,把农村居民点整治项目和农用地整治项目相结合的测算方法。以湖北省为例,计算其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现实潜力。测算结果明显小于传统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结果,并能充分体现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地形等重要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影响,说明该方法具有合理性。研究认为运用该方法能充分运用图件等精确资料,测算结果更贴近实际,在省级及以上区域尺度简便易操作,因此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研究——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本文以六安市为例,以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安徽省六安市各县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并从自然适宜、生态安全、社会经济可行以及潜力可拓展等4个方面,建立相应限制条件下的指标体系,依据"木桶效应"和"最小因子限制律"理论,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进行逐级修正的测算,以期更加科学地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工作。     

四川省农村空心化土地整治潜力研究

[目的]科学评估和测算农村空心化土地整治潜力,为实行农村空心化整治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四川省县域为基本单元,构建四川省县域农村空心化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评判了农村空心化程度,并定量评价了空心村综合整治的自然适宜性,社会接受性与经济可行性;将获取的农村空心化指数与现实潜力系数作为综合修正系数,测算出四川省各县域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并揭示其分布规律。[结果]四川省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农村空心化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SPSS17. 0软件并结合Acr GIS空间表达功能对2010年的增加耕地潜力进行聚类,将四川省各县域划分为Ⅰ类潜力区、Ⅱ类潜力区、Ⅲ类潜力区等3种类型,提出了相应的土地整治对策。[结论]在未来农村空心化土地整治中,政府应根据各区域整治潜力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土地整治策略。     

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博弈分析

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实质是下级政府、公众和上级审批政府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由于三方主体信息了解的不充分，因此存在的是一个完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过程。上下级政府加强沟通、增加公众参与力度能使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保护耕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与整理潜力分析——以辽宁省桓仁县为例

在对桓仁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区域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采用极值法、层次分析法和成对比较法建立居民点用地潜力评价体系,得出各指标权重,将其与标准化指标的乘积作为综合评分,对该县2000—2008年间的居民点用地情况进行评价,得出各个乡镇居民点用地的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桓仁县的居民点用地理论潜力和实际潜力均较大,其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任务比较艰巨,鉴于此提出了加强该地区居民点用地管理的建议。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以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为例

为缓解城镇化用地扩张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不失为一有效途径。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从城乡增减挂钩政策的内涵及意义出发,在对全州县农村建设用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农村居民点挂钩整理潜力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潜力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全州县整体挂钩潜力较大。     

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迂方案探讨——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农村土地利用不合理现象较为严重,因而对其进行调整势在必行.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迁方案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典型的地形地貌单元,分别选取3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和迁村并点的搬迁模式,介绍了针对不同分区设计的大、小两种搬迁方案,并制定了搬迁距离、耕作距离、零星户数等相关搬迁指标,给出了具体的量算过程,最后得出广西农村居民点搬迁面积.     

地震重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以四川省什邡市为例

汶川地震后,灾区农村居民点受到严重损毁,灾后重建工作刻不容缓,土地整治工作势在必行。以四川省什邡市为例,从整理自然条件、整理迫切程度、整理意愿等3个方面10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指标体系,利用"结构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综合指数评价法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结果表明,整理成熟区分布在洛水镇、师古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751.10 hm2;较成熟区分布在湔氐镇、马祖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1 074.22 hm2;欠成熟区分布在冰川镇、蓥华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665.54 hm2。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可以使整治项目避免错过最佳的整治时期,为灾后重建工作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同时也为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

研究目的:综合自然、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等因素,分析北京市合理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空间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研究结果:(1)提出了分区、分模式、分设标准研究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模式和方案;(2)提出了北京市实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的备选方案和推荐方案;(3)提出了推进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其潜力的估计不能单纯套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等指标进行,而应密切结合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及规划布局等因素,采用“三分法”(分区、分模式、分设标准)分析来进行;针对北京市的研究表明,尽管2004—2020年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在308km2—423km2,但从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看,实现200km2以内的腾退比较合适,并且需要因地制宜、积极稳妥、配合必要的政策予以推进。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转型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万顷良田工程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土地整治引导乡村转型的路径和机制,揭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转型的实际效果及影响因子,为政策评价和调整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实地调查了江苏省2009—2012年实施的42个万顷良田工程,采用指标评估法和冗余分析等方法构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乡村转型RDA模型。研究结果:(1)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转型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剔除当地平均增长率的前提下,88.1%项目区农民收入增长高于非项目区,但主要归功于非农收入增加;(2)非农就业是乡村转型的前置条件,当地工业发展水平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已成为乡村转型的限制性因子;(3)挂钩指标转让是拆迁安置资金平衡的关键,地方政府对挂钩指标的需求及财务运作能力影响村庄更新。研究结论:乡村转型受资金、技术、政策和地方运作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推动作用显著,社区重建、农田流转和生产转型从根本上促成了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     

河南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形成与评价

为了探讨和总结河南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采用调查分析、资料综合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得出:①农村居民点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宅基地占较大比例;②农村居民点普遍存在土地闲置浪费、规划滞后,布局混乱、扩展无序等问题;③目前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分为早期能人带动型模式、政策推动型模式、经济发展带动型模式、经济发展需求型模式。因此,根据不同经济社会条件,采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选取适合本地条件的整理模式,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济南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

研究目的: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实现的可行性,有效评估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及增加耕地潜力。研究方法:以济南市为例,选取地形、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土地资源和宅基地利用等11个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修正指标体系,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修正为现实潜力,并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估算增加耕地潜力。研究结果:济南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修正系数平均为0.43,理论潜力转化为现实潜力的可行性较差,全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系数平均为25.76%,且北部平原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大于中南部低山丘陵区。研究结论:(1)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转化为现实潜力的可行性受自然条件、社会基础、经济实力和土地资源利用状况的制约;(2)受自然限制性因素制约,农村居民点并不都适宜整理成耕地,应该因地制宜地对农村居民点采用多样的开发利用方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模式与生态导向转型 ——以浙江省为例

研究目的：阐释土地整治生态转型内涵,梳理土地整治实践较为超前的浙江省典型整治模式及生态转型困境,通过构建土地整治生态转型理论框架并提出土地整治生态转型的优化路径,助推土地整治生态转型。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归纳演绎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1）土地整治生态转型以“两山”理念为指导,通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综合治理,挖掘各要素蕴含的生态服务价值,增强乡村地域生态和文化功能,将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目标的融合,实现以“短、平、快”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土地整治向以生态环境改善和受损生态系统修复为导向的土地整治进行转型。（2）根据运作方式、整治对象和重点的不同,浙江省土地整治模式可分为4类：“土地整治+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土地整治+现代农业引领”模式、“土地整治+传统古村保护”模式和“土地整治+乡村旅游发展”模式。（3）浙江省土地整治生态转型的实践困境包括：土地整治工程措施改变生态系统自然恢复条件、土地整治重经济效益轻生态环境效益、“土地整治+”模式的复杂性影响整治效果。研究结论：土地整治应充分发挥作为管控土地利用转型重要手段的作用,通过重塑生态价值导向明确土地整治转型方向、分区开展生态工程因地制宜优化生态功能、健全绿色基础设施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拓宽两山转化通道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优化土地整治生态转型路径,可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助力中国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