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深圳行政体制创新之路

随着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深圳现有行政体制架构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不尽合理，政府少数机构设置不适应、政府行为不够规范的矛盾日益突出。深圳要在未来20年实现二次创业的目标，必须对行政体制进行深层次的全面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总的改革思路是：“小政府、大社会；少审批、多服务；高效率、法制化”，紧紧围绕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政府的管理与服务职能，完善行政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为促进特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证。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结构合理、职责清晰、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深圳新财政体制的设想

<正> 一、新体制的抉择方向当前,财政界对分税制议论纷纷,颇有以分税制取代包干办法之势。但对分税制究竟应该如何实施,是划分税种,还是划分税率,抑或是划分税额,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不过,却普遍认为:分税制是改革的方向,但条件尚未成熟。根据以往的改革经验,一个改革方案在全国普遍实行之前,一般要先选择几个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试点。那么,我市是否是分税制试点的理想地区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1、我市税种与内地不同。海关代征税占我市财政预算内收入的40%左右,而内地要么无此税种,要么全额上解中央;2、我市税率与内地有别。内地所得税税率为55%,而我市所得税税率仅为15%;3、我市财政虽不直接向企业投资,但用于公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历史演进与理论创新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通过有效制度供给,优化农村宅基地利用管理,进而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以满足农民居住保障与土地财产权益诉求,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有必要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纳入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探讨。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宅基地权属从“两权合一”、“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指出其遵循权能拓展与适度赋权的基本逻辑。基于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重大理论创新就在于全面拓展“三权”各自的功能定位形成“增量”权能,即分别具有管理功能、保障功能和财产功能的“三重复合功能”定位,进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关于全新深圳机关考核评价机制的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对深圳经济特区提出了“五个带头”（即：带头加快体制创新，带头推进科技创新，带头服务全国大局，带头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带头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殷切期望，其中第一个带头就是要求深圳特区带头加快体制创新。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书记李长春同志在寄语深圳市新一界领导班子时也特别强调，深圳经济特区要继续坚持体制创新，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走在全国前面，创造新鲜经验。这说明中央和省委对深圳的未来体制创新寄予厚望，这既为深圳市下一轮体制创新和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给我们的体制创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深圳信息业

<正>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改变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结构与模式。政府管理部门要通过经济、法律和一定的行政手段强化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企业要根据国内外的需求状况组织生产和经营,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和竞争主体。政府的调控和企业管理要依据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形成决策,高度发达的信息业将是市场经济的先导和基础。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耳不聪,目不明,只能被动、挨打、遭淘汰。因     

长江三角洲区域协调的重大体制与机制的创新

本文认为,长三角区域协调体制与机制创新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应由政府与市场二个主体共同推进.这个系统工程涵盖了立法协调、执法协调、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四个层面以及一个信息资源互认共享的交流平台.其中,立法协调、执法协调及行政协调应由政府推进.市场协调则由行业协会、联合商会等中介机构推进.政府在推进立法与执法协调方面要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在推进行政协调方面要以行政协议为基础.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在推进市场协调方面则以行业代表、行业自律为基础.立法与执法协调的范围主要在区域的整体制度框架方面,比如制定<长三角区域经济开发法>.设立<长三角法制协调工作委员会>、成立<长三角区域公共管理执行机构>等.行政协调的范围主要在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比如通过对话签定<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协议>、<环境保护共同宣言>等,通过实施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及公共政策以实现协调的目标.市场协调的范围主要在大量非竞争性领域方面,比如通过市场机制及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市场的准入标准、要素流动、规范规则、争端解决、产业布局等具体问题上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最终形成产业互补、行业互联、企业互动、协会互助的良性循环.     

体制创新：重庆“十五”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的源泉归根从到底只有三个：其一是常规投入的增长，即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地增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其二是引建资本质量、土地质量和劳动力质量变化的技术进步；其三是体制创新新。相对来说，后二者是更加重要的增长源泉；对重庆而言，体制创新则是重中之重，可以这样说，体制创新的程度，将决定重庆“十五”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深化特区行政体制改革 重塑政府与企业关系

<正> 一1981年以来,深圳特区的行政机构经历了四次较大的改革,虽各有其特点,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朝着建立一个新型的行政体制方向发展。通过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特区政府的管理层次逐步减少,结构趋于合理,人员素质和办事效率不断得以提高,更加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一次比一次深化,这一点应充分肯定。特区在机构改革中已初步发挥了试验场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大系统管理体制先河。诚然,现行的体系和机构比建区初期要大要多,但这要作具体分析,否则就会得出机构越改越多,人员越减越增的简单结论。特区建立初期,经济的摊子不大,人口规模也很小,当时的体制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出口加工区的要求来配置的。而现     

深圳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创新体制的思考

文章揭示了深圳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存在的潜在问题以及政府体制所存在的不适应性，论述了政府体制创新与完善的若干依据．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与对策。     

政府效率——实现“深圳效益”的重要环节

<正> 有人曾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个企业好比公路上行驶的一辆辆汽车,政府的作为则是为其修路架桥,并调度其按规则行驶。只有路修得宽阔结实,桥架得坚固耐用,调度管理合理有序,汽车才能行得快,行得稳。”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细胞,企业效益是一个城市整体社会经济效益的基础。没有较高的企业效益,就不可能有较高的城市整体效益。而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则有可能影响到每一个企业,促使大量的高效益企业的出现。所以说,提高政府效率,是实现“深圳效益”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投资软环境建设的中心环节。     

改革审批方式推进体制创新

行政审批是政府组织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政府管理社会、化和其他各项国家事务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外的日益扩大，我们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已越来越难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不仅妨碍和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政府职能的转变、投资环境的改善，而且成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面临加入WTO的新形势，政府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亟需与国际接轨，改革审批制度显得更为迫切，对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要把行政制度改革提高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依法治国、依法治市，改善和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加强廉政建设，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高度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