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人大监督的刚性,推进中国行政审批治理改革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人民政府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的重要职权,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行政审批,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是关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实现人大实权的刚性,加强人大对政府重大审批项目的审查和批准,从而在根本上改革目前行政审批的监督体系不健全,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我国宪法诉讼的应选模式

宪法诉讼制度是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价值的重要机制。我国也应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但国外的单一宪法诉讼模式不能照搬到我国。我国应采用一种双层宪法诉讼模式,即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设立中央宪法诉讼委员会,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下设立地方宪法诉讼委员会。     

强化地方人大监督职能促进政府权力规范运行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权力机关,其法定监督权的行使和监督职能的有效实现,对于用权力制约权力、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地方人大监督工作中在监督主体、监督机制以及监督客体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监督力度不够、监督实效性不强,监督的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地方人大监督职能,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规范用权,更好地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     

预算监督嵌入地方立法的生成逻辑与路径

当前,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权运行状态欠佳,刚性不足.地方立法是弥补预算监督刚性不足的可能存在:地方立法具有法定权威性,是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地方立法权的扩容使其覆盖面具有普遍性,并且属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权力.预算监督和地方立法具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地方立法需要借助预算监督拓展立法空间;另一方面,预算监督有待地方立法予以保障.两者融合点在于通过地方立法加强地方政府给付行政.实现两者融合发展,地方立法应当注重选择给付性立法项目、推动"预算类条款"落实、强化"预算类条款"立法评估、充分体现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此外,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政府给付行政的监察治理,提高地方立法"预算类条款"的合理性.     

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监督问题的探讨

预算是财政的核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需编制和执行一个和谐的财政预算。对政府的财政预算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的职权。引起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监督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是由于民主程度不高,使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监督的权威性不强,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加强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关键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和真正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举罢免制度。     

协调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路径分析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中存在仍然存在改革思路偏离、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不够明确等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西方现代化国家在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次分权思路的分析,提出通过地方自治这一制度设计来协调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思路。     

人大预算权配置:从绩效原则嵌入到绩效审查监督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目标指引下,各级人大被赋予的预算审查批准权、预算调整权、预算监督权的权力内容有必要基于绩效导向进行重新定位。在实践中,各级人大主导的制度改革,已经促使人大预算权配置从初期绩效因素的原则嵌入、借助绩效审计监督的外力支持,逐步发展到对绩效审查监督的权力作用范围、权力行使方式与权力运作程序进行系统化和专门化调整的新阶段。但是人大对预算绩效进行审查监督的权力配置仍然面临制度供给整体不足、制度路径缺乏互补、制度体系有失均衡、制度保障亟待强化等问题。应当对人大预算绩效审查监督的权力形态作出更为明确的界定规范,优化央地两极统一化与差异性协调互补的制度路径,促进权力配置制度体系的内在均衡,强化支撑权力运行的信息保障、程序保障和组织保障。     

论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范围的界定

《立法法》对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范围作了新规定,重点对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依法界定两者权限范围的前提不是确定各自专属立法权,而是要注重立法主体的职权关系对两者权限范围的影响,以及两者权限范围界定中立法事项的分类.地方立法理论和实践中对于两者权限范围的界定标准已形成基本认识,但存在一些问题.依法界定两者权限范围还受到地方立法空间有限、行政权不当干预地方立法、监督效果不足等现实因素的不利影响.解决措施包括严格执行《立法法》相关规定、扩大地方立法空间、注重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和增强监督效果等.     

浅论权力清单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自国务院各部门将各自的行政审批项目的清单进行归总和公开后,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各个职能部门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公开各自的各种权力清单,在公开自身权力以使政府正确履行职责,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进而最大程度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此同时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试从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过程中的实际困境入手,分析了权力清单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各自面临的若干缺陷,进而从更好完善权力清单制度的目的出发,提出了有利于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几点举措。     

对“准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发展中监管问题的调查和思考——以陕西安康为例

“准金融机构”近年来在欠发达地区蓬勃发展,有效拓宽了地方融资渠道,为地方经济金融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但同时由于监管主体不明晰或履职缺乏专业性,导致“准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产生了一定的风险隐患。本文试以安康为例,对“准金融机构”的界定及其在发展中的监管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进一步加强“准金融机构”的监管,规范其经营行为,有效规避风险的建议。     

试论人大对司法权的控制

通过对司法的现状和重要性的阐释,说明了司法权力的腐败将会给人们和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危害。为保证司法权力运行的安全性、合理性、合法性,笔者提出：在社会转型时期,人大应牢牢控制司法权,而且这种“控制”区别于以往人们认识中的人大“监督”的旧观念。同时提出了人大控制司法权要规范化、法律化和制度化,并提供了实现人大控制司法权的具体措施,以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     

社会“权势”现象分析

社会“权势”现象分析吴平魁权力，特别是以职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性权力，是一种法定的，由占有一定合法职位和承担某种职务的人所拥有的影响和指挥他人的支配力和强制力。这种权力的特点是，其范围由法律所限定，权力享有者只能在法定的范围内拥有和运用权力。然而，由...     

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路在何方”——以税收法定和税政管理权切入

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62号文”,要求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开展专项清理,废除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但是时隔半年,国务院又发布了“25号文”,暂停正在开展的清理工作,并承认地方之前生效的优惠政策规定期限的继续有效,没有期限的在废止之前加一个“过渡期”.这就造成了地方越权与税收法定之间的矛盾、想要清理却在短期内不能清理的困境.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有利有弊,但是其弊端不能掩盖存在的必要性.可以考虑赋予省级权力机关与政府一定程度的税政管理权,并对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的层级、边界与规范形式进行规制,以解决地方越权与税收法定之间的矛盾,继续清理真正不合法、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并最终贯彻税收法定原则.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几点思考

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所有制产权间的交融混合.混合所有制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前者反映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存在,后者指企业中公私不同产权间的相互融合.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需要解除“国资流失”、“羊入虎口”等多种疑虑,需要让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包括董事长与总经理职权关系的厘清、国资代表权力的落实、奖惩与内外监管制度完善等在内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建设研究——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考

党中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关键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从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功能入手,阐述了构建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的基础,认为应从权力授予、权力运行、权力主体问责和权力监督四个方面构建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     

参与式预算制度设计与人大作用发挥

本文首先对目前在我国方兴未艾的参与式预算作了简要梳理,并分析了其面临的主要难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即推进地方人大制度改革以强化其主体性和责任意识,修订《预算法》及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搭建多方交流平台等。最后,强调了通过与绩效预算相结合,并赋予人大"点菜"的权力,有助于提升参与式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完善我国政府预算监督机制的思考

政府预算审批监督权,是我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但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这项权力落实得并不理想,存在着被虚化、被形式化的问题。为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应从加强和完善人大预算审批监督机制入手。首先,解决人大预算审批监督机构缺失的问题,在人大内增设专门的预算审批和监督机构;其次,要科学编制预算,在政府内设立专门的预算编制机构,解决目前的预算编制与预算的具体执行同是一个机关的问题;再次,建立预算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法纪,使违法违规者得到应有的惩处,有效地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     

论繁荣农村经济的权力“激励结构”

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的取得有赖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除市场外,还有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本文认为,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是新时期中国构建繁荣农村经济的权力“激励结构“的创新实践。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与市场化的中国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制度体系,应是推动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激励结构“之一。文章在对农村基层经济主体“权力资源“的历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应以“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推动农村权力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在基层农村,构建相对合理的权力结构之下的有效的组织制度体系,并阐述了繁荣农村经济的权力“激励结构“的基本框架。     

社会转型时期疑难案例的制度性成因

疑难案例的大量存在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律自身的问题。当法律规定的权利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违约者不能受法律制裁,权力者不依法办事,法律就没有威力,这样社会就处于一种“无法”状态。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如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存在张力而导致的矛盾;权力交叉重叠而导致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权力部门和权力行使者行使权力过程的非市场化而产生的公共权力私有化;以及权利对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疑难案例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因而疑难案例的消解也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