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求生的女性农民工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加快,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特别是女性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女性农民工有着女性与外来者的双重身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这导致女性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对此,正确认识和解决女性农民工问题,重视和关注女性农工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显得尤其重要。     

我国女性农民工就业特点与对策

该文从性别视角对女性农民工就业特点作出分析,说明女性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职业选择、劳动报酬、家庭分工与社会分工的表现及幸福指数方面都不及男性农民工;并从女性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代际女性农民工的不同就业特点;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分别提出解决女性农民工就业的长效机制和当前阶段的就业途径。     

农民工低收入的经济学解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收入偏低,本文分别利用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深入分析后认为,农民工低收入的内在原因在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贫乏而产生的能力弱势,外在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平等对待而产生的制度弱势,并提出了提高农民工收入的对策建议.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农民工流动与农业蓄水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微观证据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非公平性的实质与根源

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不以其劳动力供求为导向而长期偏低甚至被扭曲、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一致所透露的非公平性,直接取决于农民工在其工资决定中的弱势地位,包括供求弱势、机会成本弱势、人力资本弱势和劳动力市场属性弱势。而农民工的弱势性又根源于具有显著城市偏向和歧视因素特征的城乡关系,正是后者通过对农业生产收益、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制约决定了农民工的上述弱势。农民工工资水平问题实际上根源于重城轻农、抑农的城乡关系,而改变这种城乡关系、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则是实现农民工工资水平公平性的前提。     

浅析体面劳动视域下的女性就业弱势

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明确规定于宪法之中,其中最核心的是就业权利,并以平等就业权为重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女性一直处于就业中的弱势地位,这与国际劳工保护中＂体面劳动＂的理念相背离。结合＂体面劳动＂中对＂公平＂的理解可以发现,全球化背景下,摆脱就业弱势、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是实现体面劳动的关键所在。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笔者利用山西省L市37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通过建立OLS和Ordinal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更高、工作时间更长且工作更不稳定;人力资本不利于提高男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延长了其工作时间、不利于其工作稳定,但有利于女性农民工提高小时工资;社会资本不利于男性农民工提高小时工资,可能延长女性农民工工作时间。     

大同市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性别差异为视角

自古以来,性别差异就扎根于社会之中。男性与女性在生计策略、生活方式的选择存在不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其是我国大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之一,生计问题一直成为困扰我国城市由快速城市化向健康城市化转型的关键问题。文章从性别角度出发,以大同市农民工为调查主体,研究当今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发现男性与女性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较大,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基本没有差异,生计资本整体情况差异也不大,因此我们应该消除性别歧视,避免女性农民工成为"双弱势"群体。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民工问题是关系我国由快速城镇化向健康城镇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的正式社会支持研究

我国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中，女性农民工占有绝对比重。在身份和能力的双重制约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对正武的社会支持系统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本文通过描述该群体已有的社会支持状况，对构建针对性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提出建议。     

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的正式社会支持研究

我国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中，女性农民工占有绝对比重。在身份和能力的双重制约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对正武的社会支持系统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本文通过描述该群体已有的社会支持状况，对构建针对性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提出建议。     

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规律研究

数字化对就业过程的信息嵌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信息资本，而且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OLS模型分析了微观层面的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主客观就业质量；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即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线性上升型”发展趋势，对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数字化嵌入对女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男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就业质量方面的微观研究，并为激发农民工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提供了事实参考。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关于中国女性劳动权的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女性在劳动权保障上越来越成为一个弱势群体.这表现在,市场经济使得女性在劳动问题上处于在原计划经济下从未经历过的与男性的激烈竞争中,虽然它为女性劳动提供了比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但同时也使很大一部分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女性失业、下岗或无业可就,使已就业的女性存在就业缺乏保障、就业不充分以及就业不合理等问题.     

推动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农民工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他们所做的贡献与其所受到的待遇不对等,数量庞大与其内在能力较弱的不相称,被动的维权模式也凸现了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形成自身内在能力被进一步弱化的“路径依赖”。推动农民工组织建设的,不仅对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的完善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且可以产生培训、就业和维权三位一体的聚合效应,有效地强化了农民工内在自我能力的保护与发展。     

关于中国女性劳动权的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女性在劳动权保障上越来越成为一个弱势群体。这表现在，市场经济使得女性在劳动问题上处于在原计划经济下从未经历过的与男性的激烈竞争中，虽然它为女性劳动提供了比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但同时也使很大一部分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女性失业、下岗或无业可就，使已就业的女性存在就业缺乏保障、就业不充分以及就业不合理等问题。     

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逐渐呈现两种不同类型,即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本文利用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并且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内部收入差距高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就业行业、单位所有制、人力资本、性别和城市等;在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中,40.52%的工资差异是由禀赋差异形成的,59.48%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禀赋回报率差异.     

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有效性评价——基于扩展probit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13年和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应用扩展pr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培训能够促进农民工自雇佣概率显著提高14.2%;相对于雇主型自雇佣,政府培训更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自主经营型自雇佣;政府培训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技能型人力资本直接促进农民工自主经营型自雇佣,而且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本间接促进农民工雇主型自雇佣;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促进作用具有普遍性,但对女性农民工和低学历农民工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促进作用愈发明显;政府培训是改善农民工自雇佣市场表现的有效途径,且对改善职业层次和声望都较低的自主经营型自雇佣农民工的市场表现的作用尤为明显。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大力开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多形式高质量就业,从而助力“稳就业”“保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中国农民工就业状态的调研

为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近一年后对中国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笔者的课题组组织学生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从流出地和流入地对农民工就业状态进行了调研。在对农民工就业状态的描述性统计、交互分类分析、对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转移就业、稳定就业的任务依然艰巨,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与农民工就业不足将继续并存;农民工权益缺失,距离体面就业、生活和权益平等尚远;化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难点来自政策和社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作为中长期完善发展政策、机制和推进制度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     

论城市弱势就业群体公共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

在城市中,由于受自身劳动能力、知识技能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影响,形成了在整个就业人群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弱势就业群体。针对弱势就业群体的公共政策支持体系应该包括社会保障、就业促进、创业支持、政治参与等几大方面,同时必须注意相关政策的整体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