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问题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针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现状、特点、产生原因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今后应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同时统筹考虑失业、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以求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作为反映劳动力质和量的指标,是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其变化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文章运用现代定量分析方法,分别从全局和分地区的角度实证研究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和方向,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质量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在对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青岛市1980-2003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青岛市的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GDP的劳动力参与率弹性系数高达23.17。最后,就如何正确处理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我国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978～2001年)

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在中国,性别因素和工资水平对劳动力参与率水平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劳动力参与率水平正相关,而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失业率的上升却是引起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断下降的主要因素。     

城镇化差异、国有企业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

城镇化和国有企业改革是内嵌于东北地区体制转型的两大进程,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东北三省地级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偏高的国有企业比重不利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同,这种负面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门槛特征.在推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可以减轻国有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陕西省1978—2007年的实证分析

从人口抚养比角度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新的视角。文章运用动态计量方法研究了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并且有滞后效应;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长期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长具有自促进能力,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人口抚养比的负面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是否相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特别是劳动年龄结构老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对劳动参与率具有负向影响。政策启示:政府应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带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减少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减轻未来对劳动力供给的压力,从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冲击。     

新一轮东北振兴、结构性改革与利益补偿机制

近年来,东北地区出现经济增速下行、企业效益亏损、债务风险显现等所谓的“新东北现象”,主流观点将其归结为体制机制问题.事实上,体制机制问题是转型经济的通病,不单在东北存在.同时,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同,东北的体制机制问题具有非常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一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引发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二是重化工业规模失衡引发产业结构问题;三是人口流失和老龄人口过多引发的劳动力结构问题.因此,东北问题的完整表述应该是结构性体制问题.新一轮东北振兴的落脚点应该是注重解决结构性体制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顸层设计之下,更多地、更坚定地推动结构性改革.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及利用的一些问题

本文认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及利用存在的问题：教育投资不足,劳动力素质低下,脑体劳动者收入倒挂及其负效应,人口与劳动力流动中存在着阻碍因素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人力资本积累,影响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山东人口就业状况及城镇劳动力供求预测

分析了山东人口的就业态势,认为城乡就业问题集中在城镇地区,城镇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城镇就业人口呈现二元化特征,即城镇户籍就业人口和乡城迁移就业人口大致为1:1,两种类型的失业人口比例也大致如此,并预测出2008~2020年城镇劳动力供求趋势。结果表明,在"十三五"中后期山东省劳动力供求矛盾有望缓解,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就业属地化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生育政策等解决城镇劳动力供求矛盾的对策。     

1978—2007年中国隐性失业、劳动力流动与整体失业率估计

在由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的一元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城乡隐性失业的剩余劳动力显性化为流动劳动力.因此,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的整体失业率,其关键是弄清楚在转型期中历年城乡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考察隐性失业(剩余劳动力)显性化(流动劳动力)与中国整体失业率,并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对1978-2007年的中国整体失业率进行估计.估算结果表明:中国30年来的整体失业率为6%～10%,且失业与增长的关系与Okun定律相吻合.其中,第一条包络线是剩余劳动力的最大供给曲线,该曲线将所有流动劳动力高峰值包络在内;第二条包络线是城镇常住劳动力供给曲线,该曲线将所有流动劳动力的低谷值包络在内.     

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以重庆市劳动力资源演变趋势为例

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系。面对普工的“用工荒”,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要素绩效的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多国历史投入产出数据,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下,测度改革开放以来100个经济体生产要素绩效,比较中国经济生产要素绩效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异同,得出如下结论:(1)在过去近4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资本绩效不断下滑、劳动力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绩效于近年来稳步上升的趋势。(2)中国劳动力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绩效在全球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在资本绩效降低、人口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如果无法切实提高劳动力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绩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影响。(3)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生产要素绩效的变化实质上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体现,面对传统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红利效应日益减弱现象,中国经济需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激发自主创新能力等途径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     

劳动力变迁助推经济转型：基于人口结构的研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有关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议题越来越激烈。文章基于对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研究,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有助于带动消费增长,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贵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贵州目前的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借鉴C-D生产函数,选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建立经济增长的模型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贵州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农村人口比重、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努力.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城市化影响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具有三大特点,即二元经济转型以体制转轨为背景并受体制转轨进程的制约、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市化与半城市化路径。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以及"农村病"严重存在的同时"城市病"日益突出等问题。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上述问题必须深化二元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     

论人口增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了我国的人口过度增长、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给出了降低人口增速的理论界定和运作目标。     

对英国保障性住房起源的研究与思考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涌进城镇,加之城镇的建设改造与执政者的相对轻视,英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住房危机,众多普通劳动者的居住状况极其恶劣,不仅对其自身的生活工作、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转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政府通过立法干预和民间组织的参予,有效缓解了住房矛盾,开启了英国和世界调控住房问题的先河。     

促进广州城镇就业的主要对策

促进广州城镇就业的三个方面的对策，包括加快就业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以市场竞争为主的就业体制，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长有效地拉动就业增长；健全劳动力市场，调整劳动力供求，做好劳动输出工作。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