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通缩”风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

在高债务和通缩并存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应对"债务-通缩"风险。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单一宽松)应对"债务-通缩"所需的政策力度较大,而且容易陷入政策不可持续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含有高债务和通缩特征的DSGE模型,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中国化"修正,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双宽松)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并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这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再通胀"效应有助于减轻政府实际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为财政政策创造新空间。而且,积极财政政策同样能产生一定的"再通胀"效应,这会减轻货币政策为实现"再通胀"而需要宽松的力度,从而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以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陷阱。     

阶段性上涨压力犹存 稳物价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2022年物价形势分析与2023年展望

2022年,食品和能源是中国物价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给中国物价带来阶段性上涨压力。在全球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中国扎实推进保供稳价措施,稳物价成效显著,始终运行在温和通胀区间。2023年,预计中国CPI将维持温和上涨态势,PPI将会由输入性通胀向输入性通缩转变,但食品、能源价格仍存在上涨可能。建议加强重要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发挥好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     

货币政策重新寻锚：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再研究

传统货币政策以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率作为名义锚。但是，消费价格对货币政策调控较弱的反应度与其他典型价格指标形成了鲜明对比。将传统通胀概念与度量拓展到消费者价格之外的维度是否能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尚缺乏科学证据。本文基于我国货币政策“稳物价、促增长”的最终目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通胀调控目标由消费类拓展到非消费类和资产价格类维度之后，货币政策钉住哪种通胀指标组合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同时基于2000—2020年期间的时序数据估计SVAR模型，进而运用反事实仿真方法分析货币政策选择不同通胀调控目标对应的经济动态特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面临经济增长与价格稳定之间的权衡取舍，货币政策寻锚问题的着力点在于同时考虑消费类和非消费类价格，而资产价格则不宜作为钉住目标纳入通胀度量范畴。     

2006年物价形势分析及走势预测

本文从物价与经济指标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关系出发，分析了当前的物价形势，并对2005年第4季度和2006年的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走势进行了预测。根据分析和预测结果判断，2005年第4季度及2006年物价将处于温和增长态势，不会出现较大的通胀或通缩。     

“机会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运用

本文融合"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时变中间目标和阈值效应的特征,提出了含时变产出中间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时变阈值的"泰勒规则"从通胀和产出两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我国利率的调节同时兼顾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且调节程度依赖于通胀、产出与其中间目标的偏离程度,表现出"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策略的特征。利率对经济增长与其中间目标较小的偏离([-1.478,1.522])就会作出反应,而对通货膨胀与其中间目标较大的偏离([-2.55,2.15])才会作出反应。在我国"十二五"期间,为了实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总体目标,我国货币政策应该采取更加灵活成熟的"机会主义"策略,调整对通货膨胀调节的力度和敏感度,同时应增强经济可能遭受负面冲击的预期,努力实现"控通胀稳增长"的目标。     

"机会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运用

本文融合"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时变中间目标和阈值效应的特征,提出了含时变产出中间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时变阈值的"泰勒规则"从通胀和产出两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我国利率的调节同时兼顾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且调节程度依赖于通胀、产出与其中间目标的偏离程度,表现出"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策略的特征.利率对经济增长与其中间目标较小的偏离([-1.478,1.522])就会作出反应,而对通货膨胀与其中间目标较大的偏离([-2.55,2.15])才会作出反应.在我国"十二五"期间,为了实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总体目标,我国货币政策应该采取更加灵活成熟的"机会主义"策略,调整对通货膨胀调节的力度和敏感度,同时应增强经济可能遭受负面冲击的预期,努力实现"控通胀稳增长"的目标.     

德国联邦银行流动性管理研究及借鉴

在1970-1990年代,德国经济在马克不断升值的过程中保持了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趋势,由此引起了各国学者对德国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及操作工具的深入研究.本文分析了德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上和操作目标上的选择过程,并深入探讨德国联邦银行如何运用货币政策搭配以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德国联邦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增长以及在处理本币升值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中国通胀惯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启示

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效果紧密相关。本文应用具有统计无偏性的"Grid Bootstrap"估计法和未知断点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了1980—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的惯性特征。本文发现,在低通胀环境下通货膨胀仍然呈现相当高的惯性特征,这暗示着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依然非常明显,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缓慢。计量结果说明,中央银行至少应该在出现通胀压力前一年采取措施,来应对高通胀惯性环境下的政策滞后效应。因此,新时期货币当局不仅需要保持对通胀抬头趋势的适度警觉,而且应该关注高通胀惯性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最优货币规则研究——基于福利损失函数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最优货币政策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以盯住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同时关注产出的变化,但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变化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而通过中国预设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下对股票价格波动不同反应状况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赋予较小权重时,中央银行的福利损失函数将会有所改善;如果继续加大对资产价格干预的权重,则会导致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的迅速恶化。因此可以认为,中央银行还不适宜对资产价格进行过度的关注,只适合在关注通胀和产出的基础上,对资产价格给予适度的关注。     

双目标货币工具规则的最优设定与选择

基础货币、短期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两种工具与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这两种货币工具来分别设定满足双重目标要求的货币政策规则.在规则约束下,利率对通货膨胀偏差的反应程度要高于经济增长偏差,而基础货币对经济增长偏差则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基础货币规则能够实现逆经济风向调节,而利率规则却表现出顺周期调节特征.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目标时,可在规则中将两个目标值设定为点或区间,由于点目标在操作中缺乏灵活性,所以,适宜将目标设定成一个区间.在货币工具规则的选择上,基础货币规则要比利率规则更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规范.     

金融稳定目标下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未考虑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会忽视物价稳定下金融过度繁荣累积的潜在风险.文章在通货膨胀和产出两个目标变量的基础上,将金融稳定以指数的形式加入货币政策目标中,对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泰勒规则所具有的特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金融稳定和产出在货币政策中可以平稳地传导,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中的传导不平稳.(2)央行在高通胀时会增加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关注,高通胀时产出缺口的扩大对利率的影响比低通胀时要大,利率需对通货紧缩做出更大的反应.(3)如果参照未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则调控力度会被低估.(4)我国在货币政策调控中显著关注了金融稳定目标,逐渐趋于按照含有金融稳定目标的泰勒规则进行操作,因此将金融稳定目标加入货币政策规则中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是有效的.     

货币政策调控、公众学习与中国通胀预期的演变

本文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结合我国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和公众学习机制,探讨我国通胀预期的演变。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是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和公众学习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对通胀目标采取顺周期调整,舒缓了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在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健性的同时,造成了通胀大起大落的变化周期;公众学习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受货币政策工具类型、反通胀立场、政策可信度的影响。我国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应明确构造以通胀目标为代表的名义锚,借助中央银行的沟通渠道,提高其透明度,通过反通胀实践,改善其可信度,以降低公众的预期形成偏差,引导公众形成与政策目标一致的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政策博弈与货币政策的优化操作

该文通过对Kydland-Prescott方程的改进,结合我国实际,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博弈模型,对不同信息结构下,中央银行和经济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就货币政策的优化分析了我国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可行性。研究发现:稳定的通胀预期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货币政策的实施成本;中央银行采用机会主义获得的短期效用不能持久,反而导致通胀预期的不稳定,对经济的危害更大。最后,该文对货币政策的优化操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非线性转换

本文应用ESTAR模型对我国通胀的非线性调节和通胀与通缩的非线性转换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调节,通胀与通缩的转换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指数转换的特征,这种转换发生在滞后二期,转换的速度显著;我国通胀具有整体稳定性和局部非稳定性,由于我国通胀与通缩的临界水平c为3.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通胀在3%左右的水平上处于非稳定运行状态;进一步,本文所估计的指数转换函数和c,基本准确地揭示了我国通胀的动态随机周期行为特征。本文的结论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总体有效性和相机适宜性。     

2006年物价走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市场供求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CPI和PPI一直是经济运行观察的重点,因为这两个数据往往可以反映通胀或通缩的压力,是制定货币政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由于中国经济现象比原来复杂、研究者观察的角度和运用的方法不同,对价格走势的判断往往会产生分歧。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仍将温和上涨从目前的物价运行态势看,2006年CPI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已不大,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也不大,或者说,短期内既没有通货膨胀的迹象也没有通货紧缩的迹象。时下,在讨论通胀和通缩问题时,一个最大的困惑是大家所使用的概念不一致,…     

中国近二十年货币政策的轨迹:价格规则还是数量规则

我国宏观经济在过去的20年高增长和高波动并存,2000年后波动有所减弱。文章利用1992-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价格规则和数量规则。研究发现,汇率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反应不显著,数量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反应比价格规则更显著;2000年前后货币规则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具有动态时变特征;数量规则比价格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更有效。     

高增长、低通胀经济运行模式的探讨

分析现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模式,概可分为低增长、高通胀;高增长、高通胀;低增长、低通胀;高增长、低通胀四种类型,高增长并不必然伴随高通胀。高增长、低通胀是各国货币政策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我国经济运行模式的最佳选择和唯一选择。实现高增长要以扩大再生产和经济顺利运行为前提,实现低通胀则以适度控制货币供求量为条件,其难点在于寻求发展和稳定二者间的均衡点。为此,要打破对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的种种制约因素,通过适当增加投融资力度、优化经济结构、输通流通渠道、谨慎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措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良性与恶性“通缩”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对近期中国经济趋势的考察

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9%以上),但仍属较高增长(近3年分别为7.7%、7.7%、7.4%),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近3年CPI分别为2.2%、2.3%、2%),更为重要的是顺利实现了就业目标(2014年提前3个月实现全年就业目标),可以说出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组合状态,形成了与"滞胀"相对应的"长缩"。从理论上来说,低通胀、高增长、低失业的组合状态下出现的"通缩"是良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通缩"是由于供给扩张所导致。由于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所形成的扩张效应导致的"通缩",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和失业率下降;如果是由于需求萎缩导致的"通缩",相对应的则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上升,即所谓恶性通缩。~①对于良性通缩,政策上无须多虑,对于恶性通缩则必须予以扼制。我国经济现阶段,既存在需求疲软的恶性通缩冲击,也存在供给扩张的良性通缩冲击,因此,可能出现多种复杂局面,或者出现需求萎缩的负面冲击效应显著大于供给自然扩张的效应,形成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下降,有"缩"无"长";或者出现后者大于前者冲击,形成通货膨胀下降,同时经济增长率上升,有"缩"有"长",或者出现两者对经济增长冲击作用相等,使得经济增长率不变,但同时通货膨胀率下降,不同局面对宏观调控有着不同的要求。本文重点分析2015年中国的总需求变化和总供给变化,对宏观经济态势和特点作出判断,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外部冲击、货币政策困境与通货膨胀目标制

外部冲击会对一国宏观经济在短期内造成严重影响。中国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明显下行，短期内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美国对华政策收紧等负面因素叠加影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的同时还不断积累长期潜在风险，货币政策已经陷入比较明显的政策困境。长期内中央银行应该确立货币政策中性的理念，构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确立一个较长时间内清晰的通货膨胀率目标，稳定社会公众的通胀预期，从而使中央银行享有更大的货币政策空间，实现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宏观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模拟分析

利用包含汇率波动和通胀预期的IS-Philips模型推导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分别以股价和房价作为资产价格的代理变量,模拟分析了资产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在平抑产出和物价波动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会增大利率波动幅度;考虑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比考虑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在平抑产出和物价波动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与考虑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相比,考虑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冲击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