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背后——基于EEG脑电监测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实证研究

受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启发,本文尝试从生理基础的角度解释非理性行为的原因。我们采用EEG技术进行带有脑电监测的基本最后通牒博弈和变化初始禀赋的最后通牒博弈,在实验者进行决策的同时测试其脑电波变化。通过分析实验结果得出人脑的右前额叶与人类在受到不公平刺激时选择非理性行为有关。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启示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配的公平也已成为社会普遍的期盼。文章通过三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发现,权力失衡是造成博弈各方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而且随着分配蛋糕的扩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变得更严重。基于对实验结果的考察,文章认为,我国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分配公平性的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提高博弈各方的合作率;并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保证回应者拒绝权力、提高权力获得的公平性和创造双向自由选择博弈对象的条件等三方面的建议。     

最后通牒实验与人类的公平感

作为行为博弈的代表性实验之一,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行为和响应者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行为表明人们具有超越经济人自利的公平感。本文围绕最后通牒实验。简要梳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渊源、争议及其相应发展,同时对最后通牒实验中的公平感及其神经基础做了简单介绍,最后针对公平感背后的经济学解释介绍了一个实验研究。     

认知图式：社会认知的偏差与重构

认知图式作为主体对客体与事件的解释框架，对于人的社会认知有着重要作用。该文通过对现有社会认知图式理论进行考察，认为认知图式导致了社会认知的偏差与重构，并提出事先对既有图式进行强化的条件。尝试形成对于认知图式的基本认识和认知图式相关分析的基本思路，并为与认知图式理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认知图式:社会认知的偏差与重构

认知图式作为主体对客体与事件的解释框架,对于人的社会认知有着重要作用。该文通过对现有社会认知图式理论进行考察,认为认知图式导致了社会认知的偏差与重构,并提出事先对既有图式进行强化的条件。尝试形成对于认知图式的基本认识和认知图式相关分析的基本思路,并为与认知图式理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于地方人大代表角色认知偏差的解析与对策

地方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影响着代表们能否积极履职.本文首先解释了角色认知这一概念,进而把目前地方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观大致归纳为六类,其中第四、五、六类认知观出现了偏差.接着分析了地方人大代表认知观出现偏差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纠正地方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偏差的对策.     

管理决策中“支持与反对”的认知偏差分析

管理中不同层级的组织成员对于决策的支持与否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导致这些偏差的因素更多来自于个人的思维定式。员工常认为员工不明确反对即是支持,领导不明确支持即是反对,通过分析得出,事实上是员工不明确支持即是反对,而领导不明确反对即是支持。因而在管理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认知偏差对决策实施的影响,加强过程中的沟通。     

基于心理偏差的金融资产定价模式

金融资产定价一直以来都是金融学的焦点问题,传统的资产定价模型主要基于基本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而没有考虑投资者的心理因素。近些年来,行为金融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到投资者的投资心理上,鉴于此,从投资者心理角度出发,研究了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认知、情绪、意志过程的偏差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并构建了基于心理偏差的金融资产定价理论模式。     

信任行为:从理性计算到认知博弈的范式转变

作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必需公共品,信任概念是一个被不同学科广泛关注的论题,市场信任危机的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界的重大课题。信任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经济学理性的行为信念,经济学所计算的信任行为代价或成本并不意味着信任行为本身,用理性逻辑去计算理性之外的、而与伦理、情感及认知相关的信任,忽视了决策外生变量和博弈信念的决定性作用,其遗漏的理论点正是关于损失收益认知、信念的逻辑。基于行为认知的博弈论原理,结合心理学、语言学逻辑相关文献综述。文章在分析理性计算的信任行为研究进展及局限性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基于认知理性的信任行为及其认知博弈的分析框架,试图为信任行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解。     

外部性问题与农业保护政策的理性选择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部门，农业的发展不仅会给农业投资者和农产品的购买者带来利润，而且还会给全社会以及各非农产业部门带来好处。由于补偿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除了正的外部性效应能对农业生产经营造成不利的影响外，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负的外部性也使得农业的弱势地位更显突出。为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来推进“外溢效益”和“外溢成本”的内部化。     

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关系中分离之后,汲取了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的重要标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是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后者通常可以划分为大样本统计和小样本案例分析。是否采用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使用大样本统计还是小样本案例分析成为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争议的核心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掌握,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消费者,要实现同西方学者的对话,我们必须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服务于议题设定,任何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应当根据自己议题需要谨慎地使用某种或者多种研究方法;应当关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新发展,这两个学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还将继续。     

企业对公共支出负担的理性选择

企业负担公共支出是一种客观必然,它源自于社会和人的公共需求。虽然公共支出构成企业的一项负担,有时候企业也可以从公共支出中收益。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毕竟不是慈善家,在负担公共支出的时候,企业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理性选择。适度的公共支出负担,是完全可以为企业所接受的。而且,适度的公共支出负担也同时必须处于有序的状态,从而使企业能在良好的规则和秩序下做出短期生产经营和长期投资决策。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选择和优化

政府税收收入规模过小难以保证其履行职能的资金需要,而政府税收收入规模过大又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因此科学理性地确定一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就如何界定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及其优化途径提供了相关的建议。     

生源不足条件下高职院校的战略选择和理性对策

受人口出生率变化和高考选择多样化的影响,高职院校的招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是客观的,有些困难则是由高职院校自己沟通不善造成的。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取得政府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制订正确的招生宣传策略,做好招生宣传,就一定能克服当前生源减少带来的困难。     

中西法律的道德视野--兼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在现代社会中达到道德与法律的互契，从制度层面看，既要将人类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外化为法律规范，也要使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与义务；从价值层面看，必须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成果中搜寻精华，汇总经验。     

Homo Economicus Goes to War: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Rational Choic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ies of violent conflict have proliferated in recent years and, with their application to contemporary wars, have influenced donors and policy make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substance of such theories and offers a critique drawing on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There are strong grounds for arguing that orthodox economic theories of war are reductionist, speculative, and misleading. Theories that are driven by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re compelled somehow to model “the social” as it affects contemporary war––for example, by appeal to indices of ethno-linguistic fragmentation––but do so in ways that fail to capture reality and its variations.     

竞合战略：超竞争环境下企业竞争战略调适的理性选择

竞合战略因具有获取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交易成本、产生协同效应、形成创新氛围等竞争优势,成为超竞争环境下企业竞争战略调适的理性选择。竞合战略的实施有赖于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要积极进行竞争战略调适,重视竞合战略的实践运用。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

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发展了几种重要的因果机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探讨了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如果国内制度具有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作为信号和承诺装置;如果国内制度具有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用来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两种效应往往发生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强时。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时,国际制度可以作为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工具。     

关于老年旅游决策过程的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为老年旅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然而,老年人属于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旅游地、旅游方式、旅游成本及服务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在进行旅游决策时,也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来看,老年人的旅游决策过程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