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新视角——基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中国和东盟各国积极推进CAFTA的发展。CAFTA具有经济基础比较脆弱、非经济因素敏感和合作博弈愿望等特征,因此,推进CAFTA建设,政府的决策要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和国家的战略目标,超越利益集团的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型体制的积极作用,发展产业内贸易。同时,CAFTA要分步骤、分层次发展,并且努力扩大经贸合作的规模。     

基于参与者行为分析的乡村集市制度变迁研究

在一定的约束下,乡村集市稳定在销售者销售劣质商品而购买者出低价的低水平交易均衡点上,政府的理性选择是打假不打劣。乡村集市要想实现更高层次的均衡,则需要销售者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面临的支付成本很大而消费者对优质商品与劣质商品的效用有差异,制度变迁将以此为目标而进行。在乡村集市的制度变迁中,需要发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通过对正式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进而促进非正式制度朝着有利于乡村集市层次提升的方向变迁,这将是制度变迁成本最小化的有效途径。     

我国制度变迁中的"成本-收益错位"分析

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过程,我国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路径,渐进式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错位,这是使我国当前改革面临重重困难的主要原因所在,具体在代际层次上,城乡层次上,行业层次上,区域层次上及政府层次上的成本－收益错位。     

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制度创新——以延安市为例

市场力量主导的诱致性产业结构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有可能因市场的自发性而使一个社会的经济脱离发展轨道,而政府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可能因其设计出来的制度不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律,而使一个经济社会形成唯政府意志的产业结构。而将两种制度变迁相互间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自然演化(市场原则)的产业结构为基础,并配合政府遵从自然演化原则科学设计出的产业结构有可能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标准。延安的能源化工产业在其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目前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三次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为此,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宏观税负水平的国际比较与研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PTA）当前正处于初创阶段,用不合社会保障收入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指标来衡量宏观税负的高低,通过与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进行国际比较发现,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是太高。应以完善政府赌政收入制度,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等手段来进一步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税负水平。     

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顺序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兼与杨瑞龙教授商榷

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尤其是在中国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顺序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与杨瑞龙教授不同的观点，即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顺序应该依次经过需求诱致型、中间扩散型和供给主导型。同时，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也提出了某些与杨教授不同的观点。     

中国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考察

制度非均衡是指人们对现有制度安排不满，具有改进现有制度安排以获取收益的动机的状态。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多年来体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迁的非均衡性-体现在变迁方式上的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变迁构架上的技术性生产边界与结构性生产边界、变迁内容上的增量变迁与存最变迁间。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在总体上体现出政府供给主导型的特征，需求主导型变迁尚未形成，金融制度改革的各种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政府，任何脱离政府改革的药方实际上都是空谈。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力量，同时又成为改革的对象，因此，金融启动的落脚点自然应在政府身上，对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金融改革宜以存量改革为主。     

试论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成本

成本约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但要认识制度变迁成本的内涵和客观规律，而且也要认真总结我国以前的改革成本的经验教训，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变迁成本约束机制，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寻求降低改革成本之路。     

政府在产业集群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与职能探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是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主体,只有政府可以凭借其特有的权威性,推动非自发性制度创新.在产业集群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能够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来促进制度变迁,引进或集中开发新技术来推动制度变迁,改变法律法规和现存制度安排,使其朝着有效率的制度方向变迁.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供合理的产业集群制度保障,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丰富集群融资渠道、推进集群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最终实现产业集群的制度创新.     

论制度变迁中的四大问题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从其层次来分，有基础性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安排：从其主体来分，有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其途径来分，有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从其方式来分，有渐进式制度变迁与激进式制度变迁。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