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防范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国有化,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母国方面要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母同与东道国之间签订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东道国方面通过宪法或外资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对跨国公司本身应区分投资前期、投资中期、投资后期,有所侧重地进行防范.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出于不同的投资目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有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投资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不同，而我国是一个利用国外直接投资的大国，因此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十分必要。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R&D经费投入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的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国际企业经营》讲座 第六讲 第三世界国家与国际企业经营

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日益趋向于国际化。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固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大力引进外资,以发展民族经济。但近期以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参加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一来,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了跨国公司从事国际性生产和投资的东道国,出现了第三世界东道国与国际企业之间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也出现了同样的关系。     

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中国跨国公司合法化进程研究——基于种群密度制约模型

本文将生态系统学中的种群生态理论引入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研究中,运用种群密度制约模型,采用中国2003~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合法化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不同于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的相关研究,中国跨国公司进入该国的可能性与该东道国中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密度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多元。这为中国公司海外扩张时的地域选择和合法化过程提供了决策依据。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跨国公司对外技术转移理论及其成本战略分析

跨国公司的对外技术转移近年来成为我国实施经济活动和企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该文通过回顾跨国公司行为理论的发展脉络，结合模型分析提出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实现的技术转移程度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能力、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尤其是根据这种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成本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先进与否主要在于其适应性，即考虑成本产出的技术进入意愿。所以，基于成本考虑的国际生产合作是我国今后进行有效技术转移的关键。     

东道国外资规制政策互动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鉴于传统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忽视了国家分析视角的重要价值,不少学者开始侧重从宏观实证角度来分析FDI对一国产业、贸易、市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从微观上看,FDI不仅是一种跨国的资本投放方式,更是一种包含资本、技术、管理等国际经营活动要素在内的“打包型复合产品”,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是多渠道和多重性质的。在存在溢出效应、信息不对称和政策俘获情况下,文章使用新政治经济学的政府规制分析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多个东道国之间配置其投资预算时,东道国外资规制政策国际协调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信仰的力量:东道国宗教信仰会影响中国OFDI吗？

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及ARDA宗教数据，构造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东道国宗教信仰多样性和东道国与中国宗教信仰相似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宗教信仰多样性对中国OFDI有促进效应，但东道国与中国宗教信仰相似性对OFDI没有显著正影响。使用1900年宗教信仰结构匹配的宗教变量及1500年东道国与中国的遗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纠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存在。同时，用控制传导变量及剔除金融危机影响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最后，在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中初步发现，宗教信仰会通过选择偏好效应、信任间性效应和制度介导效应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Are stricter investment rules contagious? Host countr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We argue that competitive diffusion is a driver of the trend towar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with stricter investment rules, namely defensive mov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cerned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diversion in favor of competing host countries. Accounting for spatial depend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that contain investment provisions, we find that the increase in agreements with stricter provisions on investor-to-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 is a contagious process. Specifically, a developing country is more likely to sign an agreement with weak investment provisions i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compete for FDI from the same developed country have previously signed agreements with similarly weak provisions. Conversely, contagion in agreements with strong provisions exclusively derives from agreements with strong provisions that other FDI-compe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previously signed with a specific developed source country of FDI.     

FDI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

选取35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市场、双边贸易、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但两者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同时,我国对出口及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也较为敏感。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我国呈负弹性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少。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外资国民待遇与我国外资法的调整

本文认为对外资国民待遇的含义界定应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结合做出。从内涵上讲,应采纳"不低于"标准;从外延上讲,应限于东道国具体承诺的"不低于"领域。外资国民待遇的含义影响我国对外资法的调整,在外资法的调整中,要准确把握外资国民待遇的含义,充分运用好外资管辖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外研究显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寻求动机,而且普遍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处于相对空白。本文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从东道国的创新能力、国际技术传递渠道和中国的消化吸收能力3个方面归纳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10个影响因素,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并运用辅助分析手段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真实汇率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负相关,而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很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寻求逆向技术溢出主要还是企业的要求和行为。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规划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FDI流量流向决定的一般性模型,将影响投资决策的母国和东道国双方区位因素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模型同时分析了投资流向选择和流量选择,并证明这两种选择具有一致性。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1)作为投资母国的政府应构建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核心竞争力,了解投资国区位因素及其子因素的特点;(2)作为东道国,应为投资制定稳定开放的政策,创造宽松灵活的软环境,提高服务水平。     

行业增长性、技术投资博弈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技术外溢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如何?大多数研究停留在总体正负外溢效应的争论上,很少有学者关注东道国的行业增长性和企业技术投资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影响。本文引入行业增长性,拓展Wang与Blomstrom的国际技术转移模型,构建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学习的博弈框架,重点研究行业增长性对企业技术行为与技术外溢的影响,更全面地探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机制。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于模仿与创新的研究

本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影响.通过赋予这些国家的企业选择模仿或者创新的自由,打破传统技术扩散模型中技术落后国只能进行被动模仿的假设.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从技术扩散效应、资本效应以及资源竞争效应3个方面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情况下,积极的技术扩散效应和资本效应超过资源竞争效应,使外商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