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产业结构理论(上)

产业结构理论是最早的一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该理论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分析了垄断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运用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原因。西方不少经济学者都认为市场结构对于企业的国际投资行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市场结构可定义为影响有关企业行为、相对稳定的市场特点的总体,如供求、竞争等都是构成市场结构的因素。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同一产业内部的各家企业生产毫无差别的同质产品,取得生产要素的机会和条件均等,各自只占有极小的市场份额。     

近代中国市场结构的演化:以火柴业为中心

伴随着近代中国企业和产业经济的发展,企业与市场这两个经济组织便愈发密切相关,成为观测制度演化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起点。作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民营经济部门,近代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并没有遵循完全竞争市场到垄断市场的自然演化过程。本文以时间为经、以产业组织为纬,解析近代时期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询问不同时期或阶段、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对市场的控制与替代,以及广义上市场对企业的反作用。近代中国以火柴业为代表的市场结构的非常态演化,形成了从完全竞争到垄断竞争以及市场终结的完整路径图,从中可以观测四个阶段中多种类型市场结构演化的特征和绩效,为欧美原生型产业组织理论增添了一组新的案例,丰富了我们对相关产业组织理论的认识。     

论技术垄断形态主导的市场结构的形成

规模垄断和技术垄断形态既是企业寻求垄断控制力的两种形式,又代表着垄断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当生产和市场的发展使产品的差异性、产品的技术品质在限制竞争、形成垄断控制力方面发挥决定作用时,规模垄断主导的市场结构就让位于技术垄断主导的市场结构。技术垄断主导性的形成,使市场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这一变化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网络性产品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源自韩国宽带市场的启示

网络性产品同时因“外部性”和“自然垄断”导致的两种市场失灵，结果是社会最优消费者总数和消费者最优消费水平都低于实际情况。本文通过具体的模型推导，比较了网络性产品在各种市场结构和经营模式中实现的均衡状态。我们发现，要纠正或至少是缓解外部性和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固定成本结合垄断竞争式的市场结构，是一个效果较优的模式。最后，我们运用韩国宽带市场的案例从实践角度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论。     

我国市场垄断的治理

根据萨缪尔森对垄断的定义，“垄断”是“单一的出售者完全控制某一产业”。而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将“垄断”描述为“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联合起来，控制和独占一个或几个部门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市场”。可见，“垄断”既是指独占市场的状态，又是指排斥与限制竞争以达到独占市场状态的行为过程。     

权力与市场的同向扭曲——中国房价的政治经济解读

关于房价形成机制的研究存在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种经常的解释是，住房市场的“区域寡头垄断结构”赋予了开发商较强的“市场力量”，使得住房市场存在经常性的“合谋”行为，高房价就是这一行为的产物。然而，该理论在推导住房市场的“区域寡头垄断结构”时，遭遇了困难。市场结构有3个衡量指标：市场集中度、产品的差异化和进入壁垒。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住房市场的集中度很低，且产品的差异化并不明显。     

基于SCP分析范式的零售业集中下供应商策略选择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SCP(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集中是决定市场结构,从而影响市场中企业的行为,进而影响市场绩效的重要因素。随着零售业的不断集中,少数零售企业将占据大部分零售市场,它们将在生产—流通—消费整个供应链上处于领导地位、并逐步控制各种营销因素和主导供应链上的利益分配。因此,供应商(厂家、分销商)必须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     

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变迁与竞争行为研究

本文以"结构—行为—绩效"的SCP范式为分析框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变迁,认为我国银行业已经由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转变,随后分别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以及对竞争者的阻止三方面探讨结构变化对竞争行为的影响,最后提出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美、德风险资本市场发展模式及启示

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科技与产业、教育与企业的分离，要减少这种隔离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在现存的经济体系中，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从而产生了不同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各种模式下的风险资本市场发育的成熟度和特点不尽相同，深入地分析各种经济体下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模式，充分借鉴其有益的因素，对于我国培育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资本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与创新产业的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高等教育市场结构与发展

经济学中,市场结构是依据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划分的不同结构类型.市场结构大致分为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市场结构与效率具有密切的关系:完全竞争市场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具有最高的效率,并为社会带来最大福利,而完全垄断市场使资源达到最劣配置,垄断企业可以人为地提高价格或降低服务质量,带来最大的社会福利和效率损失,不完全竞争市场效率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市场结构效率理论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提高市场竞争度,避免垄断产生,这样才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经济学的市场结构效率理论同样适用于对教育发展的研究.……     

深化电价改革 促进新疆经济跨越发展——新疆电价改革调研报告

电价改革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对于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新疆电价改革的成效进行了回顾总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新疆电价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建议国家根据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大对新疆电网建设的支持力度,设立新疆电力建设基金,通过电力外送,进一步深化电价改革。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软实力

战后长期的高速增长奠定了日本强大的经济硬实力地位难以动摇,而这种地位的获得主要源自于日本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是日本战后促进经济恢复最重要的政策,也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最成功的政策;兴建基础设施的政策扩大了日本国内市场,保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后劲和长期化;高速增长计划和目标,对于引导和指导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投资和高出口政策,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金融财政政策则成为高速增长的保障。这些政策产生力量效果,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提升了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模式。政策软实力发挥的原因包括,政府引导,政策相互配合,切合实际,长期坚持,目标单一等因素。     

竞争情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企业每天都需要同顾客、供应商、政府部门和其他人打交道,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总有其他企业同你竞争这些资源,因此企业为了在市场中寻求一席之地就要充分做好竞争情报工作,竞争情报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管理层权力、薪酬差距与绩效

已有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差距总体上具有锦标赛作用，即薪酬差距有利于提升绩效。但是，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企业，在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中，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以及核心高管与全体员工的薪酬差距都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这些证据表明管理层权力会降低薪酬激励绩效，有必要重视管理层权力问题。研究还发现，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有利于提升绩效，但核心高管与全体员工的薪酬差距没有带来业绩的显著提升，说明公司总体薪酬差距过大可能因失去公平而影响绩效。     

“三执政”实践要求

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深入认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的实践要求能使党更有能力应对国内国外各种挑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即将来临的一次动力机械变革

世界机械史的发展历程与人类文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每一个时期的动力机械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曾使得人类的社会飞跃发展,但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地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和技术路线,对现代机械,特别是动力机械的能量来源、用能方式、工作介质进行调整,相信这种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也一定能为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带来希望!     

日本电力企业的循环经济模式——以中部电力公司碧南火力发电厂为例

近年来,出于对能源价格和能源安全的考虑,日本不断提高煤电在电力工业中的比重,但环境污染却没有因此而加重,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煤电生产企业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从煤的储存、传送(全封闭进行)、燃烧,到副产物的循环、加工、再利用都尽可能节约、清洁,严格执行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循环经济模式,以促使其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并努力提高其正外部性。这种理念为中国电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例,对处于资源储量严重不足的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协调经济发展与能源供给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权力结构变迁下的IMF改革——基于制度改革的分析路径

IMF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其改革是权力结构变迁的合理性诉求,也是制度自身不断调整与效率提升的内在需求。在世界权力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转移的大背景下,IMF的改革在当下将仅表现为制度的不断调适而非完全被取代。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现状及应对

核电即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目前尚无与时俱进的核电工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本文就我国核电经济评价规范的现状做了分析，并给出了建设我国核电经济评价规范的建议。     

终极产权、股权制衡与投资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年-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制衡在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制衡的股权结构在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方面起到了监督大股东的作用,反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股权制衡加剧了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并且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这种现象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