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结构、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成长性 ——来自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5～2017年间我国信息技术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资本结构、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信息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性存在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负债比例较高的资本结构能够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且具有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促进效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提高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创新协同程度,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此外,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促进效应还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中,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论技术创新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增长——《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增长研究》书评

中国出口贸易持续繁荣的背后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国家鼓励出口政策的支持,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出口贸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意识到技术创新在中国企业出口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书首先对出口增长做了结构性分解,其次研究技术创新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最后为企业出口贸易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出口经验、沉没成本与企业出口广化--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企业恰当利用出口经验的学习效应可减少出口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所需支付的沉没成本,从而推动自身的出口广化。本文基于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考察出口经验对企业出口广化的促进机制,发现企业自身和其他企业以往的出口经验对企业当期出口广化存在倒 U型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结构性差异。     

资本结构的行业模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是否存在行业相关性一直为国内外很多学者所争论。本文采用693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对资本结构行业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不同行业间的资本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不是由于个别行业的异常值引起的,而是行业间普遍存在的。     

风险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

以2007-2015年中小板与创业板中首发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能否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风险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密集型企业渐进式创新产出水平,有效提升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投入和突破式创新产出水平,同时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两类创新产出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风险资本可以通过资本增值功能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投入,也可以通过公司治理功能分别促进三类行业中的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     

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动态效应研究

本文探讨了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动态关系.在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我们构建了企业出口、创新与生产率的动态结构模型,并通过参数化函数形式建立了计量模型.基于2005-2007年中国电子通信行业的企业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biprobit、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等模型对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和创新的决策及其联动作用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和出口市场冲击是影响企业自选择行为的异质性因素;投资决策的回报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生产率高的企业会自选择做出该投资决策以获得更大利润.我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视角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验证了自选择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生产率动态效应,同时对中国出口、创新和生产率的现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文章基于企业技能结构视角,依据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与技能构成理论模型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密集度、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出口本身对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影响。文章进一步验证了质量升级机制和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中成立。     

影响我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虽快速增长,但其竞争优势主要是低成本而非高技术含量。由于技术创新的外溢性和高风险性,政府有必要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干预,但事实上我国地方政府的一系列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出口企业更愿意通过低成本而不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来获利。文章认为,各级政府为完成GDP的政绩考核任务,互相争夺资源而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从而忽略了对企业长期竞争能力的培育,并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建议。     

集聚、产品差异性和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经验研究

标准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测算方法忽略了集聚效应和产品差异性,这将造成因补偿进入国外市场沉淀成本而导致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测算产生偏差。选取2004—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Probit回归证实了这一观点,并得出结论:同质性产品市场对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影响显著为正;除集体控股和外商控股以外的其他企业,农村集聚效应对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影响显著为负,且此负影响小于同质性产品市场对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正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对污染型行业出口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构建了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对异质性企业进出口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以自由贸易协定中环境条款的纳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并运用三重差分法,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在提高了双边贸易成本的背景下如何影响污染型行业的企业出口。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降低了中国与缔约方之间的出口贸易额,尤其是对污染型行业,污染排放强度越大抑制作用就越大;从影响机制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增加了污染行业的企业退出,抑制了该行业的企业进入,使污染行业的贸易发生转移,而未退出的污染行业出口价格将上涨,产量将降低,行业平均产品质量将下降,促使污染行业的出口额下降;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环境条款对其出口造成的负向影响越小;在一系列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高速铁路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速铁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而时空距离的压缩能否提升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仍有待检验。基于此,通过手工收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开通数据,并以此作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上市企业TFP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相比,高铁开通后使得沿线服务业企业TFP获得显著提高,其效应大小为TFP标准差的23%左右。考虑到高铁以客运为主的特点,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通车能够带来大中型城市人口规模和当地市场潜能的扩大、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在集聚效应和企业技术进步这两条机制的作用下,位于高铁城市的服务业企业TFP将得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企业TFP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生活性服务业和大城市中。     

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债务税盾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2—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市场化进程对样本企业债务税盾的跨期效应及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在不考虑市场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税盾效应显著存在;第二,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越高,债务税盾效果越显著;第三,市场化进程有助于抑制由于预算软约束带来的企业债务风险;第四,中国上市公司债务税盾存在行业效应,表现为除房地产、原材料等行业外,对绝大多数行业效果明显。由此本文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有利于企业降低财务风险,发挥债务税盾效用;运用行业优惠为主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特定行业发展。     

信息技术行业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企业规模是影响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结合信息技术行业应用方差分析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信息技术行业,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要大于大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应加大对信息技术行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以促进我国整体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首次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我国1040家服务业企业数据,并综合利用Probit模型及其边际效应和OLS估计等多种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服务业企业参与到出口行为以及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营时间的增加以及具有国际承认的质量认证可以有效提高服务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而从企业所在的地区层面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教育水平、FDI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等因素对此也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中国"五年规(计)划"政策文件对重点产业的设定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率提升"是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重点产业政策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市场自由化对重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应稳步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