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门槛效应吗

理论机制分析发现,在中国这样具有明显大国转型特征的经济体中,FDI通过支付工资溢价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渠道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文借鉴以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采用中国1998-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面板模型,对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存在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双门槛效应,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而且,随着门槛值的不断增加,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效应均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     

Are There Threshold Effects of FDI on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220 Cites in China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信用环境的门槛效应

：本文以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余额作为投入要素,以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要素得出内资企业生产率指数;再以此为因变量,运用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不同地区技术外溢影响的差异性,发现FDI技术外溢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进而,本文引入社会信用环境和经济信用环境两个主成分,对门槛效应水平进行了计算,量化了信用环境发展水平与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本文的结论是：信用环境发达的地区其FDI技术外溢效应明显;而信用环境建设落后的地区不但不能带来正的技术外溢效应,FDI的流入反而会阻碍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即引起负的技术外溢效应。     

贸易便利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

文章通过测度2005-2018年30个省级行政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研究我国各区域贸易便利化对FDI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引资效果更好。而且贸易便利化对FDI发挥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对邻近地区FDI发挥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贸易便利化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各维度呈现差异化引资效果。门槛检验表明：金融发展在贸易便利化促进FDI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     

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     

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检验

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至关重要,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联假设出发,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确实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FDI对东道国通货膨胀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构建基于外商直接投资与通货膨胀的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投资与通货膨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率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通货膨胀产生冲击,并且时滞较长,而外商投资企业工资率的改善和劳动力的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冲击的强度弱一点。最后文章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的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加多元化的形式涌入国内,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也有一定差异。本文使用1988—2006年各省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后的误差修正模型对FDI对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FDI是否抑制了碳排放——基于动态系统GMM估计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否有效抑制东道国碳排放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基于双重环境规制视角将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本文选取200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抑制了碳排放,得出如下结论:将双重环境规制因素作为门槛变量纳入研究时,仅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FDI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其余省、直辖市、自治区FDI均提高了碳排放强度,这主要与京、津、沪三市的功能定位、引资策略、发展阶段等有关;正式环境规制下,FDI对碳排放的作用不显著,表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正式环境规制在政策制定或者实施等方面效果不佳,并未有效发挥出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倒逼减排等作用;除京、沪外,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均有利于FDI抑制碳排放强度,京、沪两市较高的非正式环境规制产生了显著的"回弹"失灵现象,正式环境规制应及时强化补位。     

FDI对中国农业企业创新溢出效应的分解——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农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农业创新的溢出效应,同时详细考察了溢出效应的6个渠道,通过建立门槛模型对各渠道吸收能力的门槛值进行了测算,还比较了不同类型外商投资企业和不同地理位置FDI溢出效应的差异。结果表明:FDI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为负的后向溢出效应、逆向溢出效应和正向人员流动效应,且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更易从FDI溢出中获益;相较于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更显著,省内外商投资企业也更易对国内农业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政府应鼓励合资企业的建立,同时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吸收能力。吸收能力较弱的国内农业企业可以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企业员工来提高创新水平,而吸收能力较强的国内农业企业可以选择从上游外商投资企业购买高质量投入品来获得创新溢出效应。     

FDI对中国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基于产业间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引资的重要渠道,如今中国已经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量最大的国家。但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长期以来大力的引资策略,必然伴随着某些市场份额的让渡,对国内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产生了挤出。是从中国现实出发,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华的挤出行为,并分行业讨论不同行业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并据此提出一些对我国产业的对策建议。     

FDI对中国外贸顺差影响的三大效应分析

编者按:中国外贸顺差的突出引起了官、产、学、研各界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本文作者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替代效应和顺差转移效应出发,得出中国近年来外贸顺差急剧扩大,与外商来华投资是分不开的,这为我们认识当前的中国外贸顺差提供了新视角.     

江苏省FDI集聚效应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

由于我国各地区基础条件差异,各地经济发展方向也趋于不同,同样FDI在各地进入的行业也不同,本文引入了格兰杰(Granger)检验法考察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全球贸易自由化格局演变及其对FDI的影响

在测度2000～2019年全球各国间贸易自由化关联的基础之上,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格局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测得的各国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数据,重点考察了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对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贸易自由化网络朝着“密集化”和“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网络的新中心;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与FDI正相关,处于贸易自由化网络中心地位的国家能够吸引到更多FDI;提升一国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能够促进该国源于直接关联国和第三国的FDI流入,且后者的效用强于前者;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攀升,提升全球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对FDI的吸引作用明显减弱。     

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针对广州市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就现阶段而言,服务业FDI是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因,而服务业结构变动也会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广州服务业FDI对流通业的影响要大于生产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而对社会服务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与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变动轨迹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结构调整效应,并提出利用外资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政策建议。     

FDI对三线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盐城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国内部分产业向三线城市的转移,FDI为追求较高投资回报,开始将FDI向三线城市转移,县级区域利用FDI规模发展迅速。论文考虑地区特点,以2000-2012年三线城市FDI和GDP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二元VAR模型,实证分析盐城市FDI对区域GDP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地区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FDI与GDP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FDI是格兰杰因,GDP是格兰杰果。在此基础上,对盐城市利用外资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FDI技术溢出的水平效应与垂直效应——基于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尽管我国FDI在绝对值上有了很大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中仍存在许多不合理的问题。文章运用2005~2008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FDI在中国的水平、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关联效应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FDI的水平关联溢出效应为负,而行业间的垂直关联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对于外资引导与利用、相关产业政策的制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中国正以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本文剖析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理论机制,结合1982-2012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误差修正和脉冲响应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双向FDI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短期,I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更为突出;在长期,中国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促进作用,但I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OFDI则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