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实际税负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以及税、费征管权合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税、费征管权合并显著抑制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减税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大、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及优化路径研究--基于TVP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2年1季度至2019年4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方程(TVP)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及其调整方向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效果明显,但存在一定滞后性,平均滞后时长为两个季度;产业结构减税措施有效性呈现明显差异,服务业减税效果更优,短期降低第三产业税负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分化,降低企业所得税更加有利,但降低个人所得税对消费影响更好;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较好,和减税政策相互影响强化了政策调控效果,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为最优选择。     

减税降费、大股东减持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减税降费、大股东减持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减税降费与风险承担之间显著正相关,大股东减持比例加大也提高了风险承担水平,并且作为调节变量,弱化了减税降费与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滞后效应检验发现：在当期效应与逐渐衰减的滞后效应协同影响下,减税降费政策对风险承担存在持续性的影响。企业属性和特征差异下的非对称效果显著,减税降费政策更能推动高科技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减税降费和企业风险承担相关理论研究,为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抑制大股东减持套利并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国家治理意蕴北大核心

当前很多学者从微观经济机制及企业税感等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但减税降费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本文从我国企业税费负担的历史成因出发,认为我国的减税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新常态下逆周期调节的工具,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取向。减税政策与国家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的深度调整有关,与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建设有关。基于此,文章对我国减税政策的目标定位及制度设计提出了建议。     

减税降费、企业税负与区域财政收入——基于51家陕西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等问题带来的挑战。减税降费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其促进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2015年—2020年注册地在陕西省的51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角度研究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的变化对其所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短期内减税降费政策实施降低综合税收负担率,进而对其所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有明显减少作用,但从长期看会增加其所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为提高区域财政收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需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宣传与认知三个层面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支持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效应分析及优化路径

税收作为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轮减税降费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着诸如政策传导机制不佳等问题,税制设计尚有很多优化空间。本文从建立竞争税制体系、完善涉企税制、推动直接税改革、扩宽地方财源、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减税降费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减税降费、提升税收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的增长效应:以生产者服务业减税为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减税.以生产者服务业减税的增长效应为例,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服务业减税对制造业增长的推动作用.生产者服务作为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产出主要投入到第二产业及其他关联产业的生产中,给这部分服务减税,能扩大生产者服务业规模,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发展并带动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降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税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第二产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但金融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度低,减税的增长效应不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降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税负能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降低金融业税负则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减税的积极效应还受产业关联水平的影响,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关联较弱,生产者服务业的助推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减税降费、企业投资意愿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大连的调查分析

我国经济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国家通过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助企纾困,拉动企业投资,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对地方而言,通过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企业投资是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培植财源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回顾大连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分析该政策对各类企业投资意愿的拉动效果,并从税费政策视角提出了加速大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减税降费经济效应:传导机制与阻碍因素——基于西部XA市调查

近两年来,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途径之一,也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对西部地区XA市税务部门和企业进行实地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从微观和宏观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阐述了增值税、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等领域的税费减免影响成本、利润、现金流、投资以及GDP的不同途径,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市场地位、政策设计、征管方式等因素对企业和居民实际获得感的负面影响,最后提出了完善制度、改进征管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企业生产率追赶中的税收调节效应研究——来自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追赶行为。因此,经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显著性及其具体表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予以检验。以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前沿企业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均显著存在,企业生产率收敛现象明显;企业税负的提高不但会抑制企业生产率增长,而且会弱化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趋同;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相对非研发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而言,税负提高对研发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收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使税收优惠成为企业生产率追赶的催化剂,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的维持剂。     

社保降费改革的政策效果评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

基于2007-2018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在社会保险缴费不实的现实背景下考察了2016年养老保险"阶段性降费"改革对企业养老保险实际降费效果的影响.基准分析显示:由于存在缴费不实的情况,实际费率的下降程度低于政策费率的下降程度;实际费率下降的效果与企业所在的行业、地区以及企业所有制有关,即降费效果在工业、...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税降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

<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部署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以公共产品投资促进稳增长调结构,决定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助力贫困学子和技能型人才成长。会议认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加力增效。要坚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围绕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新引擎,以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改造传统引擎,加强定向     

减税让利拉动经济增长

从我国减税让利的反思中可得出：国民收入的分配过份向个人倾斜,财政的入不敷出使减税让利已入误区;企业和个人的实际税负并不高。要完善税制,促进经济增长：加大压费增税的力度,提高税收调控能力;完善增值税制,促进高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提高出口退税比例,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开征社会保障税,减轻企业负担。     

结构性减税与我国税收制度重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困难和挑战。实行结构性减税、降低纳税人税负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那么,我国结构性减税的内涵是什么？是简单降税还是调整税制结构？如何从结构性减税政策走向税收制度的重构？本文在进行理论思考和判断的基础上,提出降低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     

结构性减税政策须进一步完善

结构性减税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已产生了积极效果,为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税制设计。深入分析现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及存在的税负重、引导产业发展不足等方面问题,以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制度,为促进整个社会和谐与进步助力。     

中国减税空间与最优宏观税负研究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出口受限、产能过剩行业不能顺利转型等诸多问题,中国适时提出供给侧改革以缓解这一经济下行趋势,其中减税政策是其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中国税制改革的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测算不同口径宏观税负,找出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最优宏观税负,估算出中国减税空间,探讨若继续实行减税政策,中国财政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结果表明,中国最优税负水平低于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且中国财政状况能够支持减税政策的实施.     

我国结构性减税绩效评价与税制改革展望

本文重新解释了结构性减税的概念,认为结构性减税的实质内涵在于降低政府全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调整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各项收入的结构,并优化政府税收收入结构。以此为立论基础,本文回顾了我国2009年以来推出的各项结构性减税政策,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趋势、政府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主要税种收入的变化趋势三个维度评价了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绩效,并相应提出了完善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税制改革建议。     

中国创新政策试点能有效驱动企业创新吗?——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经验证据

创新政策试点是增强微观企业创新活力、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对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地级市数据的匹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增加;区分专利类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创新政策试点提高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对策略性创新产出影响不显著,即创新质量显著提升.进一步地,创新政策试点可通过加强政策激励、促进良性市场竞争、增加企业管理交易成本、降低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等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异质性检验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越明显;相比于国有企业,创新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来看,创新政策试点对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于转变创新政策试点未来发展定位,提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质量,激励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国际减税的比较、成效与启示——基于发达国家减税方案的分析

在我国减税加力提效阶段,如何从国外减税行动中汲取有益经验显得颇为必要,但已有文献讨论较少。文章从近年来美、英、德、法、日、澳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减税方案出发,对其共性与差异做法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分析减税政策的成效与风险。研究发现:六国减税政策普遍在税种、税率、税基、税惠、征管方面着力,其有利于稳定或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劳动及投资供给,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但也受到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财政风险加大的双重考验。对我国减税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供给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坚持服务国家经济及治理导向,发力主体税降低税负,优化税率释放减税"红利",壮阔税基防化财政风险,调整税惠指引高质量发展方向,严格征管促税收现代化。     

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税支持政策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直是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但考察此类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风险性项目投资影响的文献甚少.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减税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机理的检验证实,政府减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发现,产业政策支持、产权性质、研发强度和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动机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