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流动性约束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缓解。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物质或文化资本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且在金融发展低水平地区作用更明显，这体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利用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数字技术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影响关系、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长期增长效应,而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数字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区域异质性显示,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选取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是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渠道;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存在结构性特征及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本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抑制了邻近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单一门槛,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关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决策。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从消费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国内需求还是国际需求的问题,并进一步讨论区域效应和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进口率,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显著差异,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降低而减弱;（3）在影响途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区域创新水平,进而有利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农民增收:制度创新和产业突破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制度原因是城乡分割体制,在现阶段面临三大矛盾。要提高农民收入,在制度上关键是实现“两个转变”,在产业上的突破点是扭转制造业结构升级速度过快和就业比重下降的趋势,继续鼓励和扶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提高金融可得性能否促进土地流转——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检验了金融可得性对土地流转的综合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提高金融可得性虽然对土地租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有效促进了土地租出.同时,提升金融可得性促使家庭农业劳动力显著减少,非农劳动力和闲暇消费显著上升.考虑到我国农村人地矛盾仍然突出,因此农村金融政策应以扩大非农就业为重点,土地...     

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山西省在提升地区数字化程度的同时,更要在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上下功夫,应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民收入增长

当前我国农民自身增收能力较弱,收入增长缺乏稳定性,根本原因在于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约束下的低水平就业能力限制了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根据在重庆市的调研资料分析表明：农民收入的增长来源于农民就业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受制于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特别是教育投资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又影响到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教育—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收入”是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路径中的核心传导机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升农民就业能力,是农民稳定增收的根本途径。     

吉林省农村金融改革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公平,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和产品。吉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被国家设为省级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田,肩负以金融手段破解"三农"问题的艰巨任务。吉林省通过实施差异信贷,搭建融资扶持机制等措施强化了农村金融资源投入和分配,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但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数字金融普惠教育方面仍存在很大不足,因此,如何通过金融改革解决农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是当下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     

乡村振兴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机遇与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与互联网技术的高度融合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然而从实际来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为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急需跨越这些障碍。因此,本文重点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素养、人才支撑、金融监管四个方面分析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受到制约,并据此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民众数字素养,完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健全监管体系等一系列对策建议,以期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实现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流通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金融支持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传统金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加持下而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位居其后、西部地区影响最小;从影响路径上看,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促进流通业发展,而且能够提高流通业领域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增加其收入水平,进而通过收入水平刺激消费,间接促进流通业发展。研究发现为中国更好地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通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吗

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由于金融具有逐利、排斥的特性,这使得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缓解这一现象,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716个县域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能显著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数字普惠金融高、低水平区域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抑制作用。为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选取2011—2018年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助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助推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途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还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消费水平及传统金融等因素,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但未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和科技研发水平越过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逐步增强;教育水平越过两个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