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1952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以及1993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基于AR(p)-EGARCH计量技术手段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将带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水平。根据研究结果,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应该注重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     

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综述

当今世界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通过影响预期的形成来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进而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既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带来正面影响,甚至极个别情况还可能没有影响.因此,系统梳理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中国顺利度过全球经济环境严重恶化困难时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     

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兼论弗里德曼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弗里德曼假说。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减缓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货币供应量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货币供应量变动能够引起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而且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能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     

基于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一直是学者的研究重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综述进而对中国做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具有负相关性,在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存在从经济增长到通货膨胀的单向因果关系。     

基于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一直是学者的研究重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综述进而对中国做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具有负相关性,在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存在从经济增长到通货膨胀的单向因果关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基于中国上市金融机构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不确定性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基于2008-2019年中国50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网络,从微观层面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其不仅会加剧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性,而且会加重金融机构自身的脆弱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证券、房地产和金融控股四类部门风险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较快上升时期,银行、证券和房地产部门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入效应,而金融控股部门则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收益水平较低的个体机构以及在经济环境不景气和政策环境不稳定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都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地区层面的视角

选取1978年～200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之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中国以及中国分地区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从各个地区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结果却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两个方面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产出缺口、外部冲击与货币供给——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充分考察我国CPI的结构基础上,梳理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传导渠道,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VAR模型对影响我国通胀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较弱;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M2增速对国内物价的影响不容忽视且长期显著。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产出缺口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合理增长、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做好应对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的准备。     

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基于因果关系的检验

本文使用1979—2004年的年度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VAR模型,检验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改变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增加生产者经营风险和成本以及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等机制实现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却会降低通货膨胀率甚至引起通货紧缩,这主要是政府的价格管制、居民收入结构不合理及社会保障不健全所造成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组合性研究——基于工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模型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一直存在矛盾博弈性的关系,始终走不出“经济增长加快一通货膨胀加剧一抑制通货膨胀一经济增长减缓”的循环性经济怪圈,给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了阻碍。通过利用相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在经济稳定增长和通货膨胀减缓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基于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构建模型,以期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及效果评价

借鉴Quah和Vahey两变量SVAR模型,细化需求冲击,构建食品价格、通货膨胀和产出的三变量SVAR模型,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施加三个长期限制条件,度量中国核心通货膨胀,并从波动性、趋势追踪能力、相关性和预测能力四个维度评价核心通货膨胀的效果。研究表明SVAR方法是度量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优良方法,对货币当局的决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宏观经济和地方政策双重不确定性视角

经营环境不确定性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仍存在较大争论.将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区分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基于2000-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两类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增长期权效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作用渠道在于市场前景的不明朗导致企业经营业绩波动和投资收益率下降,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谋求自我提升和发展;地方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企业创新,实物期权效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作用渠道在于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政府补贴减少和信贷优惠力度下降,迫使企业减少创新活动.通过分析异质性企业之间创新决策的差异,再次验证了两类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主导机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来说不仅意味着挑战还包含着机遇,技术创新是企业应对全球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性冲击的关键;应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地方政策的确定性,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基于扩展递归效用函数的实证分析

将通货膨胀放入模型扩展了的递归效用函数,利用通货膨胀率、跨期替代弹性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三个参数分析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社会福利成本.通过数值模拟得出在考虑通货膨胀后经济增长率下降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损失,同时利用中国的实际宏观数据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变化.从两种分析过程都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疲软的状态下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产生的社会福利损失要远大于宏观经济旺盛状态时的福利损失.     

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门限回归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1978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和估计门限回归模型考察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年度通货膨胀率低于6．07个百分点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当年度通货膨胀率超过6．07个百分点时，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当前中国正经历一轮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当局要采取各种手段使得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恰当范围内，从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基于全球141个国家面板VAR的动态检验

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为基础,运用货币和准货币增长、通货膨胀、GDP增长率指标,生成141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面板VAR模型,来考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以保持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经济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达到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基于当前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情景的分析

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近期的经济形势,并分析造成中国当前高通胀的原因——美元贬值导致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最后提出相应策略缓解当前经济状况。     

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时变参数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我国1996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为基础,首次建立了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带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VAR模型（TVP-VAR）,以此来考察货币供应、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货币增长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内对经济增长没有驱动效应;货币增长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确定,而在中长期时间内货币扩张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推动货币增长,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导致通货膨胀,但在长期内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基本不存在;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的作用依状态而变化。     

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TR模型的实证分析

将非线性STR模型应用于1952-2010年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复杂有趣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1)非线性特征,并能够通过LSTR1模型表达;(2)非对称性,当通货膨胀率上涨1％时,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下降3.4809％;(3)阶段性特征,1952-1976年呈明显的非线性特征,1977-2007年呈明显的线性特征,2008-2010年又回到了非线性特征,我国目前滞胀风险很小.另外,基于VECM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货币中性假说”;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通货膨胀率表现出稳定的正向响应,意味着我国的通货膨胀将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持久存在.     

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虚拟经济视角的货币数量论

本文以考虑了虚拟经济因素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考察了实际经济增长、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量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静态回归分析发现,以实际股票债券加成成交额(GPZQCJE)表示的虚拟经济变量对CPI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金融市场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是导致通货膨胀(以CPI衡量)的主要原因。应用动态VAR模型研究发现,长期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股票债券加成成交额是影响CPI的决定因素,短期内(10个月内)实际股票债券加成成交额是影响CPI的决定性因素。这启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在控制通货膨胀时,短期内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吸收过剩流动性,长期内可以紧缩货币供应量和加强股票、债券市场对过剩流动性的吸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能够很好地起到资金"蓄水池"的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债市场的风险传染——基于非线性赋权网络的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复杂网络的方法研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EPU之间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风险传染关系。本文选取G20中的13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股票市场指数、债券市场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4年6月至2021年1月,其中2014年6月至2018年2月作为中美贸易摩擦前期,2018年3月至2021年1月作为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根据全样本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前期、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三个时间段,分别构建三个有向赋权网络来研究不同时间段的风险传染情况,对比分析贸易摩擦对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整体的风险溢出最大,且贸易摩擦期间,债券市场和EPU的风险传染明显上升。因此相关部门在对金融市场间风险传染采取监管措施时,应当重视我国及国际股票、债券、经济政策的变化状况,要实时修正政策,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