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减少错配，促进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跨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都认为，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由研发投入或技术引进带来的微观生产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改善资源配置（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部门或地区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部门或地区）带来的效率提高。尤其是后者，有很大改进空间。     

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大多数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的投入来推动,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甚微。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有所提高,并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效率的提升。最后指出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必须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通过一个用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及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它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     

中国各地区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90-2006)

本文选用超越对数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1990-2006年的分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估算我国各地区的生产效率,并分解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东部地区生产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1996-2000年各地区平均生产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2003年之后生产效率出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的增长幅度较大;第二,城市化率、各地区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对外经济依存度对地区生产效率具有正面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与地区生产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第三,就生产的不确定性而言,除人力资源水平能减少生产的不确定性之外,经济对外依存度、技术创新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政府干预倾向都会增加生产的不确定性;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1992年之后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2000年之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有显著的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生产效率变化率决定,其次是技术进步率.     

资本账户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金融危机因素的跨国实证研究

文章借助83个国家1996～2011年数据,并基于拓展的"处理效应"模型将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引致金融冲击这一因素纳入资本账户开放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检验模型,重点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整体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虽然资本账户开放增加了经济体出现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概率,进而对一国加总的生产效率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资本账户开放会更多地通过改善国内金融市场上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总体而言,在考虑金融危机因素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净效应显著为正,以Kaopen指数衡量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约0. 638%。在我国传统的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形下,进一步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对实现从资源投入转变为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中国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78-2008

本文利用1978—2008年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进行了随机前沿分析。以此为基础,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并对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和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因素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主要是由投入要素的增长拉动,3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17％,TFP对我国粮食产量的贡献很小,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呈现相反趋势。2004年以来,技术效率提高的速度持续下降,技术进步逐渐成为TFP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中国各省份1979～2003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从而对中国省份经济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对中国省份经济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效率和相对技术进步做分布动态演进分析。分析表明,中国省份经济增长差异较大且有逐步增大的倾向,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是技术进步率差异较大且逐步增大所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与区域经济收敛

本文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对其收敛性进行分析。通过采用Malquist生产率指数对1978～2005年省区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因素,技术效率改善并不明显。但是技术效率变动的差异却导致了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发散趋势,而后者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浦东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实现浦东的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浦东经济增长的效益,增强浦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提升研究

数字经济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的必由路径.装备制造业作为工业之母,其数字经济水平是工业技术进步上台阶的重要保障.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收集了2005—2018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及6个细分行业的数据资料,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分解项技术进步的提升效果要大于技术效率.最后从数字经济视角针对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给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1990-2012

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文章通过使用与前人不同的方法计算出1990-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中国经济历年来主要靠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拉动,但是2009年以后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开始超越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此外,文章计算出三次产业资本边际产出比重,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应当调整投资在产业间的分配以提高资本效率。最后,通过产业结构与三次产业就业关系的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能够促进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能否持续:基于企业生产率动态变化的分析

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本文运用增长核算法(growth accounting)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5—2002年37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趋势。研究发现:(1)1996～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平均为11.5％,而 TFP 的行业加权年均增长率为6.8%,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显示大中型工业的增长可以持续;(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本深化分不开,工业产出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资本增长放缓及从业人数的绝对减少;(3)从行业分布来看,开放程度高、竞争程度高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而高垄断、开放程度低的行业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出现下降的局面。     

1992-2020年京津冀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基于3种估计方法

基于1992—2020年京津冀3地宏观数据,利用索洛余值法、隐性变量法和数据包络分析3种方法,测算京津冀3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长率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等重要指标。结果显示：北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明显高于天津、河北;不同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有相同变化趋势,天津、河北两地的增长率变化趋势较一致,但与北京的增长率变化趋势不一致;京津冀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增长出现放缓甚至略微下降的局面;京津冀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提高。     

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动能分解

在传统Solow增长核算框架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投入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技能结构深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及效率改进等五种动能。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驱动,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6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则为35.66%,中国区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奇迹背后正是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即使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能;第三,技能结构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二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2.04%和21.27%;第四,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主要因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2008年后中国以及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上海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3—2003

本文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三个方面提出上海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证据。利用上海1953-200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均资本产出弹性约为0.36,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发现上海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约32%。     

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基于对1995-2004年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资本的堆集,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和DEA技术,研究中国28个省市地区大中型工业的动力,分析发现1995-2004年:(1)大中型工业平均增长15.5%,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拉动工业增长平均为9.2%,贡献率约60%,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从1996年的-9.6%上升到2003年的18.2%、2004年的10.4%,而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综合贡献从1996年的13.5%,下降到2004年的0.7%; (2)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改善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日渐突出,技术进步推动工业经济增长5.2%,规模效率改善推动工业增长3.3%.(3)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背后因素可以简单归纳为:省际间竞争、学习和模仿、经济全球化和外商投资、民营化改革和经济扩张期.因此,本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提高,是区域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     

产业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际的证据

文章基于Melitz理论模型,通过引入产业集聚变量,分析了贸易开放与贸易封闭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均衡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对不同贸易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具体渠道（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一国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在我国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有贸易开放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只有在贸易开放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产业集聚才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在不同省际间,不但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大小有所差异,其具体作用渠道也有所不同。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省份,虽然产业集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的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却限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的。     

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市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效率的重要指标,文章运用索洛残差法估算出上海市1979-2011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上海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定量分析。分析发现1992-201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06%,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0.56%;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文章基于C-D生产函数理论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残值法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计算1985~2014年中国平均资本产出份额α,进而估算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1985~201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涨跌互现态势;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为要素投入型增长。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文章基于研究提出,应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