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与产业效率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心城市趋向于服务专业化,而中小城市趋向于制造专业化”的功能分工格局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形成,并正逐步得到强化。通过将粤港澳大湾区各市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与全员劳动生产率两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功能分工格局有助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活动的效率,其中,服务功能专业化促进了香港、澳门、广州、珠海、江门和惠州6个城市的经济活动效率,制造功能的强化促进了东莞、肇庆、佛山、深圳和中山5市经济活动效率的提升。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未来有必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实施基于城市群的空间开发战略,建立城市群产业发展规划协调机制,提高城市群要素统筹配置以及跨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推进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协整分析、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金融中介效率、保险市场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存在长期促进作用;第二,金融中介效率、保险市场发展、证券市场发展是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路向研究——以中医药产业为例

粤港澳合作历经"经济特区""珠三角""大珠三角""环珠三角"到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模式由"带动""互动"逐步向"融合"或"一体化"转变。但粤港澳合作尚存"地方利益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各级政府对区域内经济融合所产生的各类问题反应缓慢、敏感度不足,忠诚合作还有待建立。产业协同发展是城市共赢发展的先决条件,文章以中医药产业为例,在产业协调、产业分工、产业合作等方面探寻建立大湾区中医药产业共同市场的路径,为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路向提供参考。     

深圳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深圳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和发展引擎,其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取了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相关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引力模型、比较优势模型等,从经济引力协同度、产业结构协同度、人才比较优势协同度、和营商环境协同度4个方面创新构建了深圳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综合协同发展指数模型（CDI）体系,对深圳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各相关城市的协同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作为国家重点规划之一,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促进大湾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选取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内的"9+2"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以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为切入点,运用熵权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2010—2017年间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各市耦合协调程度随时间推移而缓慢上升,2017年均已进入初步协调阶段;但各市间仍存在差异,核心城市明显优于其他城市。最后,提出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PVAR模型分析

选取2000—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发现: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反馈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另外,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都具有正向的影响。应从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区域创新合作、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等方面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战略途径 ——一个基于文献的评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定位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文献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分布结构、城市产业分工与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城市群建设的3个重要维度,这3个维度的发展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集聚效应、外部性和比较优势的发挥,从而对城市群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效率和人民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为此,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必须着力抓好这3个维度的发展,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持续的制度创新,优化大湾区城市群规模分布结构,推动不同城市之间形成高效的产业分工关系,并实现城市群公共产品的协调供给。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总部经济政策分析

本文归纳总结了粤港澳大湾区六大主要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惠州)总部经济政策的内容及特点。总部经济政策一般包含认定方式、奖励措施、配套政策与服务三项内容。粤港澳大湾区总部经济政策认定方法因地制宜、多样细致;奖励政策名目多样,旨在降本提效及吸引高端人才;配套政策集中于用地、人才、城市服务和政府服务等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但粤港澳区域是"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的跨境合作,这与国际典型湾区和国内主要城市群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笔者在对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基础和障碍,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异质性制度下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实现要素跨境顺畅流通、区内营商规则对接、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作为一种成功的异质性跨境合作模式,欧盟基于要素便利流动、市场体制接轨、多层治理合作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湾区市场体制对接,消除要素跨境流通障碍,强化湾区跨境政策协调,形成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与推进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21世纪我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其重要内容就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一体化。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动力来看,既来源于建立统一要素市场、科技创新联动、人力资本自由流动、地理空间界限淡化等内生性动力,也离不开完善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国家政策红利等外在驱动力。当前,健全大湾区要素市场一体化,搭建区域创新创业空间平台,建立聚合、兼容、开放市场信息共享机制,完善便捷、可达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以及制定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产业发展比较研究

近年来,广东省与港澳之间的合作日趋紧密。广东省制造业正面临高速换档期,亟须注入新动能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港澳地区也面临着经济增长后劲不足、产业竞争力逐年下降、服务业发展模式单一等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研究粤港澳各地产业特色,明确其分工定位对促进广东省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提升港澳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进一步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对外开放当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分别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与区域内各城市产业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港澳地区无论是人均GDP还是服务业占比均高于珠三角9市,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牵引作用;珠三角9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仅依靠传统制造业已不能维持区域内经济高速增长。再以区位熵为指标对粤港澳三地各产业竞争力进行衡量比较以明确各地的分工角色,并对未来加强粤港澳深度合作提出一些建议。     

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实践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党在百年前行中坚定不移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其实践事例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日渐丰富。在新时代中,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同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措施,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以反贪防腐为使命的党的自我革命,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中以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多样化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以此落实自我革命“六个必须”经验和“九个坚持”规律性认识。本文基于现有的实践与启示,展望港澳两个行政特区与粤港澳大湾区9市以及全国的廉政建设,期许各方更进一步深挖“廉”故事引全员入胜,依靠人民优化自下至上通道,夯实规章力促联动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经济现状及发展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实现智能经济的重要发展前沿.粤港澳大湾区内具有良好的科技发展基础和产业制造能力,以及较高的科研水平和人才支持,正在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经济发展模式.针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智能...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海洋经济作为大湾区重要的内在属性,在深化广东与港澳合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广东的海洋第一、二产业已初步形成产业链条,而港澳地区则拥有先进的综合海洋服务业,两者互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和互补优势。目前,应积极构筑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与制度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分析

基于系统性构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为前提,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而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中心城市的显著性更强。此外数字经济通过人才资源储备与低碳技术创新进一步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此,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巩固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还应缩减内部差异,以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