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企业发展

<正>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指他们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最明显的标志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现状、问题及解决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在广义上的意义是指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地位、身份、社会权利、生活方式以及心理心态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从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社会融入三个方面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路径。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进行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00余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提出了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的政策建议。     

人本视角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战略选择,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现"内生增长模式"的关健,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和核心是在人本思想和视角下更加关注农民工城镇化,即农民工市民化,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不仅仅要探讨农民工以及城郊失地农民的身份与权利等问题,更需要关注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意愿和意识,使其更好地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真正融入城市。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无差异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全面参与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过程。目前国内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但我国实际是城镇化发展速度、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僵局,导致农民工没能顺利地转移成为市民。在以往和现行政策条件下,农民工市民化在制度、人口素质、成本分担这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研究

本文选取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3个一级指标,并进一步降维为职业状况、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参与、自我身份认同、城市生活满意度和未来打算9个二级指标,测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已经达到60%以上,处于中市民化阶段:其中,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已经接近70%;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市民化水平相当,分别为56.67%、57.90%,处于中等的水平。进一步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阐释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在职业、地域和身份上向市民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时序环节。每一环节的推进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由于特殊的二元制度使然,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与制度不当同时并存,阻碍了市民化的进行。以正义与公平为逻辑起点,以制度变迁的低成本为原则,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退出制度、户籍进入制度、社会保障融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     

“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导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统筹城乡关系,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新常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新阶段,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在新常态下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市民化倾向。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问题,正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在市民化实现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及时提供政策调整和实践创新,是当前我们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议题。     

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

农民工在流入地定居关乎城镇化质量和市民化水平,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以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有序logit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剖析了身份认同视角下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其内在逻辑是"社会歧视→身份认同→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住房性质、福利保障及社会关系等因素是社会歧视产生的重要来源。提升农民工身份认同能促进其城市定居,而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活动建设等措施则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进而提升其定居意愿。     

关于外出务工人员权益保障问题

外出务工人员在城镇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已经成为一支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对于长期以来外出务工人员权益保障上存在着社会保险的缺失、就业受限制等问题,政府和社会都应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完善外出务工人员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和确立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外出务工人员充分享受劳动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农民工受歧视的二元制度分析

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民工受歧视的问题却非常严重,既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歧视、社会保障歧视、教育歧视,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为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应从改革户籍制度入手,加快制度创新,创建平等的就业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北省孝感市为例

我国产业工人有2/3是农民工,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劳动力转移增收、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关键。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直接影响着我国产业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积累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途径。结合湖北省孝感市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现状的调查,多方位进行分析,找出完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方案。     

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对策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目前我国城市农民工缺乏基本社会保险、子女成长教育保障和居住保障等社会福利现状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已引发诸多社会、经济和治安问题,进而提出了构建和完善农民工社会福利体系建议。     

社会融入状况对社区文化参与的影响研究——两代农民工的比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纵向的分化,还体现在横向的分化。不管是农民工的纵向分化还是横向分化都是学术界和整个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用农民工的横向分化视角来研究纵向分化问题是一个极佳的研究方式。从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的视角出发,把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作为自变量来研究其对社区文化参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转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工作的适应性

农转工是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安置因建设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工作的一种制度。农转工人员在进城之初不但获得了城市户籍 ,而且还获得了一份由政府安置的相对稳定的工作。由于受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农转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农转工人员即便是通过建设征地变成了城市居民并被安排了工作 ,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 ,在最初以及此后的城市生活中始终处于劣势。这种状况决定了农转工人员的边缘化生存状态 ,而且此种状态还有可能继续不断恶化。     

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

与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相对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即城市居民享有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农民则基本上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建立符合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又能满足农民基本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建设;最低生活保障建设,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慈善事业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工作。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农民-农民工-市民

本源意义上的农民是一个职业概念 ,但在中国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下 ,农民却代表着一种身份。与此相关的是 ,当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必然孕育一种过渡性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 ,如何因势利导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 ,这不仅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的必然趋势 ,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代际角度下农民工市民化差异分析与政策诉求的变化——基于襄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对襄阳市100位农民工的深度访谈,了解到两代农民工在家庭生活、职业发展、社会融入、心理期待、价值观念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代际差异及政策诉求的变化。认为应从户籍制度、职业技能培训、住房制度改革、政治参与等政策调整来应对农民工代际差异所产生的新诉求。     

新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关系到农村未成年人的成长和新农村的真正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农村经济停滞,社会转型导致两极分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形势恶化。预防农村未成年人犯罪,应建立健全社会防控体系,改革农村社会保障,促进社会稳定,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农村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普遍程度,推动户籍制度和迁移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