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高新技术:21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战略

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武装农业正在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主流,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也必须依赖高新技术的推动。农业高新技术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和最新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的有效消除农业增长的约束或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集超前性、综合性、渗透性,长期性和风险性于一体,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核心架构是农业生物技术和以精确农业为特色的信息技术。农业高新技术是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技术支撑,而中国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当前存在着供给不足,体系发展不平衡,缺乏需求动力及推广应用的中介机制,因此,中国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重点在于改革农业科技研究体制,重构农业高新技术的投入机制,农业的制度安排与创新及建立相应的政策机制,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市场机制,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的风险保障机制和构建农业高新技术需求的动力机制。     

21世纪初用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战略思考

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选择。工业化是信息化的源泉，信息化是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动态过程；工业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信息化的出现，信息化的发展又须借助于工业化的手段，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基于此，本文在作出当前中国信息化、工业化水平状况的基本判断之后，探讨了21世纪初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对21世纪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传统产业的辉煌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里程碑。发达国家的管理和科技革命带动了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并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同时,也迎来了发展机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充实和改造传统经济成分;另一方面,又要探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道路,以扭转产品或服务在价值分配中的不平衡状态。     

河南工业化的战略选择

实现工业化是河南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 ,河南要实现工业化 ,必须立足发挥后发优势 ,坚持一化 (信息化 )带动 ,三化 (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 )联动 ,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     

加快安溪工业化进程的战略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安溪县历届党政领导带领全县人民，充分发挥县域比较优势，从山区资源着眼创办乡镇企业起步，大力推进工业经济发展。2003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54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1．9％。但“走出山城，回眸安溪”，安溪工业经济依然底子薄，竞争力弱，建设任务任重而道远。针对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安溪应当     

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成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首要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风险投资迈向21世纪的战略

为了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 ,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 ,探索和研究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状况我国风险投资事业是从 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早在 1985年 ,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要用设立创业投资的方式来支持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开发工作。 1986年 ,国家科委在科学技术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战略方针。此后 ,国家又陆续出台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和《…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

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 ,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 ,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实现成本极小化的目的 ,进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因此 ,一国工业的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发展中国家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 ,就应当采取遵循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 2 0多年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国有工业 ,还是非国有工业 ,无论是农村工业 ,还是城市工业 ,其发展均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     

中国“世界工厂”化发展战略

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 ,为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 ,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 ,掌握核心技术 ,加强技术装备 ,推广先进制造技术 ,创造中国自己的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 ,是中国“世界工厂”化的基本发展战略。     

中国贸易战略调整中宏观调控政策的相互协调

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进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差异显著，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亟待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探求保持中国贸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组合，越来越显现出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我国目前所要采取的贸易战略模式，指出要降低贸易依存度，就必须内需与外需并重，同时，只有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政策的相互协调，才能逐步改善贸易条件，重塑贸易结构。     

新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新世纪头二十年 ,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 ,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开放的关键阶段。世界各国都在抓机遇、谋发展 ,争取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基本完成工业化 ,实现“新翻两番”和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 ,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浅析中国反贫困战略转换中的典型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战略一般都经历了从经济增长到目标干预的两个阶段,中国也不例外。每一个反贫困战略的产生与实施,都有其存在的历史背景,都对反贫困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也都有其局限性。经济增长战略有效地解决了普遍贫困的现象,但其效力却涉及不到最贫困人群。满足基本需求的扶贫目标干预战略以项目作为载体,为贫困人口输送扶贫资源,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设计是理想的,但现实也是残酷的。实践中出现的典型问题说明,如果专门为穷人设计的项目仍然不能惠及穷人,那么问题可能不在于战略本身而在于项目的运作过程。只有完善项目的运作,防止运作过程中问题的发生,提高项目的扶贫效果,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Species Be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focus on what is implicitly the more humanist aspect of Marx’s work. That is, species being and alienation. I do so informed by a commitment to pluralism and based on a background in social ontology. I argue that species being and alienation continue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e modern world. They are integral components to Marx’s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help to make sense of how potential is shaped for a social entity who can be harmed and who can flourish. However, the way in which one relates to Marx as still relevant regarding these matters can cover a range. I then set out how species being provides useful insigh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t a time of anticipated major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我国股市发展的战略选择:机制转换与路径变迁--对我国股市发展的理论反思

沪深两所成立后,我国股票市场在政府的强力介入下经历了第一次成长机制转换与路径变迁,由自发演进下的内生成长状态转入了政府推动下的强外生成长状态;这次路径变迁带来了股市规模的迅速扩大.但是,时至今日,单纯依赖政府推动的发展模式致使市场效率提升严重滞后于规模扩大,且这种外生机制主导的股市成长模式暴露出难以跨越的障碍.笔者认为,提高股市效率、推动市场进一步走向成熟,有赖于再次实现成长机制的转换,即重新回归到外生机制与内生机制作用对比更为适度的股票市场发展道路上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市场化的制度创新之路.     

基于战略性并购的银行业动态能力模型研究

本文从并购战略理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等多重理论角度出发，首先对当前中国银行业所发生的典型而不同的并购模式与影响要素进行了分析与归类，创新性地设计了一个战略性并购下的银行业动态能力模型。该模型指出并购模式的选择受到环境的深刻影响并且与绩效密切相关。作者最后基于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并购战略行为所提出的有关提升中国银行业动态能力的几个研究性结论，期望能对中国银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提升银行服务竞争力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The Future of Wor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institutional nature of work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over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assume that change will ceas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is article critici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me previous confident predictions, including deskilling (Karl Marx), and massive reductions in the extent of the working day (John Maynard Keynes). I argue that further increases in the complexity and knowledge-intensity of work under capitalism are likely, although not inevitable. I consider some implications of growing complexity for work and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possible asymmetrie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 address their role in generating future increases in ine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growing complexity may lead to radical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and its evolution into a form of quasi-self-employment. But, in an increasingly knowledge-intensive system, those with inadequate training or skills may be left behind. Compensatory policy measures, such as a guaranteed basic income and wealth redistribution, remain on the age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