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与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以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DSPDM）及面板门槛模型（PTR）分析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及地理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大于短期,但在经济水平相近的城市之间,产业协同集聚因“虹吸效应”存在而对周围地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在城市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及财政干预的约束下,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非线性冲击。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呈现“先正后负”的演变趋势,400公里为其有效溢出边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有助于完善“互联网+”的产业生态体系,强化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知识空间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以珠三角城市为例

本文采用2005~2015年珠三角城市的面板数据和两种空间权重矩阵,研究了知识溢出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文章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并将知识产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解为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总效应为正并且很显著,在经济权重矩阵下作用更大,说明知识产出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正但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作用效果不同;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一个城市知识产出增加能正向促进相邻城市经济产出增长。     

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采用2013-2021 年我国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 模型测算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文化产业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产业集聚能够明显提升本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对邻近地区存在正空间溢出但效果并不显著;在文化产业不同集聚模式下,专业化集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积极影响,而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异质性检验表明,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综合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的表现更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产业集群的建设、促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完善文化产业集群的制度环境和竞争机制以及加强区域间的产业联动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能缓解城市集聚阴影吗?——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利用拓展的D-S模型进行理论推导的基础上,采用2012—2020年中国地级市跨期截面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城市集聚阴影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存在城市集聚阴影,而数字经济弱化了地理距离的作用,可以缓解城市集聚阴影。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城市集聚阴影,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基本不存在城市集聚阴影,其中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弱化了地理距离的作用,对城市集聚阴影具有缓解作用,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却强化了地理距离的作用,从而加剧了城市集聚阴影的程度;北方地区存在城市集聚阴影,其数字经济弱化了地理距离的作用,对城市集聚阴影具有缓解作用,而南方地区基本不存在城市集聚阴影。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引导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地打造新的增长极,从而缓解城市集聚阴影,加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     

地理距离、集聚外部性与劳动生产率——基于城市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0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理距离、集聚外部性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产业结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等影响因素后,一个城市的劳均资本存量、经济密度和相对专业化水平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邻近城市的经济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在170公里范围内表现得最为显著,此后明显减弱,至280公里以外几乎消失。     

Geographical Distance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and Labor Productivity:A Spatial Panel-Data Study

本文采用2003-200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理距离、集聚外部性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等影响因素后,一个城市的劳均资本存量、经济密度和相对专业化水平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邻近城市的经济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在170公里范围内表现得最为显著,此后明显减弱,至280公里以外几乎消失.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基于三大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地理因素、报酬递增因素、政策因素在制造业集聚中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各个地区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寻找这种差异对于我国制造业中心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三大经济圈为例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显著影响因素有技术外部性、内部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显著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而且还包括经济开放因素;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积聚的显著因素有地理因素和内部规模经济因素。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了吗:经济增长的视角

优化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提高城镇化质量对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如何优化人口分布格局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现有的文献存在持续争议。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讨论城市最优人口密度问题，认为各城市之间存在一种赶超现象，少数城市是吸收和转化国外技术的主要场所，是本国的增长前沿，其他城市通过接受前沿城市的溢出来实现增长，城市人口的最优密度与城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有关，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而不同。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在一个赶超的框架下分析了人口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重点考察在靠近增长前沿和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中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运用1999—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靠近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大；对于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小或效应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这种非线性效应随着与增长前沿城市的空间距离和行政边界数量增加而衰减。文章结果意味着，限制增长前沿城市的人口密度将会对它们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下一步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对这些城市做好发展规划，在增加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通过科学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从而控制这些城市的拥挤，而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进入和将人口分布在广阔的空间上。     

数字经济、流动空间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城乡融合发展和“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明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逐渐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焦点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并大致呈现出“L型”的非线性作用关系;数字经济能通过提升市场活跃度和促进农村电商集群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于经济发展与要素集聚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相对较强。同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具有“本地-邻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证实,不同空间半径权重下,数字经济可通过网络技术优势,增强经济活动与组织交换的“流动空间”势能,弱化空间作用“边界”,促使“邻地”收敛效应突破地理距离约束。     

数字经济、流动空间与城乡收入差距北大核心

在城乡融合发展和“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明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逐渐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焦点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并大致呈现出“L型”的非线性作用关系;数字经济能通过提升市场活跃度和促进农村电商集群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于经济发展与要素集聚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相对较强。同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具有“本地-邻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证实,不同空间半径权重下,数字经济可通过网络技术优势,增强经济活动与组织交换的“流动空间”势能,弱化空间作用“边界”,促使“邻地”收敛效应突破地理距离约束。     

基于空间视角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产业集聚研究

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把中间产品投入和产业集聚外部性分别引入农村和城市部门生产函数,通过模型推导出均衡条件下以产业集聚为核心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因素的方程,并在方程中纳入空间相关因素,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省区城乡收入差距与产业集聚等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1)相邻省区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的相互影响,产业集聚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对相邻省区间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传递性和迭加性.(2)非农产业的空间产出密度和集聚规模指数、人力资本比度量的城乡全要素生产率比、城乡资本投入比、农村中间产品投入价格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劳动力比缩小了城乡差距.     

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集聚效应

随着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和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强,产业空间分布发生变化,对产业集聚效应也相应产生影响。本文利用2007年中国地级市二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效应的确存在而且没有外溢到相邻地区,但这一效应随着产业空间分布的均匀而减弱。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必须有劳动力自由流动作为基础。     

外资集聚、技术创新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30个省市1995-2011年的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和循环累积效应,外资和技术创新的空间集聚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在我国地区之间并不存在互补性,而是表现为竞争关系,外资和技术创新的空间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地区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仍然受地理距离的影响,临近区域的空间溢出和关联效应比较明显,可以部分解释我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中国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外溢及一体化发展

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从空间均衡发展向空间非均衡发展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用空间经济的动态变迁加以解释。由于经济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以城市化为主导的集聚及外溢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多样性,而地理位置邻近的产业多样性又引致的产业间的"溢出效应",这些又引致了不同区域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先分化再趋同。这表明,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可以渐次达到和谐性发展。因此,要获得经济集中化和社会平等化这两个方面的效益,要解决经济在城市和东部地区集聚导致的发展地理不平等问题,就需要取代传统的针对地理空间的干预措施,制定无空间区别的发展机制,充分发挥聚集、要素流动和专业化等市场力量的作用,并辅之以缩短距离的基础设施和具有地理针对性的激励措施等工具,从而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落后地区的增长纳入到统筹发展的框架之中,通过城市化,促进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保证发展的和谐和普惠。     

中国地区就业增长的集聚效应: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就业供需和地区基本特征,结合外部性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包含本地效应、邻近效应、滞后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地区就业集聚经济效应的综合分析框架及计量模型,采用面板IV-GMM探讨了2004-2014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多维集聚效应对地区就业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本地效应和邻近效应共同决定了本地外部性规模;多样化产业结构效应和恶化的就业基础环境抑制了地区就业增长,而高质化人力资本和完善的就业公共服务则促进了地区就业增长;显著的滞后效应表明空间目标和区域协调促进了就业增长政策的效用最大化。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如何提升出口边际:沟通外溢性视角

在特定经济空间集聚及带来的出口信息外溢是贸易中介推动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匹配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优势降低了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下限,并对高生产率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方式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不同行业贸易中介的多样化集聚有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而同行业专业化集聚则主要在于扩张企业出口规模;出口信息沟通外溢效应是集聚影响出口发展的核心中间传导机制,相对而言,基于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非正式信息外溢方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而通过培训等可编码化的正式合作方式则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一般贸易企业主要通过集聚型贸易中介拓展出口扩展边际,而加工贸易企业则主要利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外溢性促进出口规模增长;由于固定贸易成本较高,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进入中低收入目的国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进入高收入目的国企业则对双方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更为敏感;成立年龄越小和所在城市规模等级越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贸易中介集聚及信息外溢效应促进出口规模扩张。文章不仅改进了新新贸易理论有关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的固有结论,也是对国际贸易是否会"去中介化"的初步回应,同时对中国企业优化出口方式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74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经济效率（GTFP）,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GTFP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城市GTFP,且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不同集聚模式下,仅专业化集聚的“本地—邻地”效应显著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高端行业集聚更利于提升城市GTFP;进一步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以及基于技术进步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以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参考。     

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西部大开发和2008年的4万亿投资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显著，这其中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功不可没。文章基于我国西部地区8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西部地区城市的规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各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的效应有着不同的变化。通过对1990年以来的数据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指数(infrastruct)的间接效应为负，而直接效应和总的效应均为正，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较为显著。按1990年以后、2000年以后和2010年以后分时段来看，基础设施指数的三个效应有所不同，且西部地区8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正的效应呈递减趋势，而间接效应和总的效应呈递增趋势，属一种“利他”型的外溢效应。基于此，应继续扩大西部地区城市规模，提高城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续扩大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明确核算基础设施的投向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西部地区城市人口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西部城市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控制在合理区间。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改进的区位熵测度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然后采用熵值法对各省域科技创新进行评价。通过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实证发现：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分布情况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3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起中间传导作用。     

数字经济、创新差距和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

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基于数字经济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推演出数字经济对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机制。该模型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变城市创新差距,重塑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利用2005—2022年我国2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时间和区域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外围城市与对应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城市创新差距,从而有利于缩小中心-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对应中心城市地理距离越远的外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的作用越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外围城市应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无障碍分享机制、深化区域数字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