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正向空间溢出会显著提升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3)机制识别发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工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策略的外在驱动力,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同中国制造业进行匹配数据，并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2001～2021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行业TFP及其变化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制造业TFP变化率的影响则呈现出“U型”关系。就异质性而言，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对制造业TFP及其变化率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金融危机前GVC参与度对TFP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会通过提高外资利用度来促进制造业TFP;TFP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贡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全球价值链国际参与度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收集2009~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进一步剖析以企业创新能力为传导路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未转型企业,生产率提升效力在57.0%左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西部地区企业受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相对更强,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本文对于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转型、融合数字化产业化改革,激发数字经济潜力以助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基于中国的实践,提出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制与路径,即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获取发达经济体中低端中间产品外包,通过国内生产体系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引致国内中间产品的创新,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引发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以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知识溢出与研发合作。上述机制共同推动着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制造业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对间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口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但随着中间产品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负向效应明显下降;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正向影响增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尤其是促进创新、知识和科技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国内创新体系效率;扩大高技能劳动力教育供给与国际研发合作;提高国内中间产品R&D投入强度,逐步降低对G5发达经济体中间产品的依赖,释放国内巨大市场规模的效应,持续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产业兴起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机遇。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面板数据、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进出口数据,利用Hausmann(2007)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计算方法,对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较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人工智能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效果更显著,人工智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新产品研发两条路径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本文结论对于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在制造业行业应用,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转变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模型,构建了一个综合反映增值能力和嵌入位置的全球价值链融入路径的分析框架。在剖析全球价值链融入路径的不同演进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和测算价值链地位指数、增值能力指数和价值链获利能力指数,刻画了1995—2011年中国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及其演进特征。结果表明,嵌入位置是决定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中国中技术、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分别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中、下游;中国制造业的行业技术水平与增值能力负相关,嵌入在低增值环节是导致中高技术行业增值能力弱的关键因素: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开始呈现嵌入位置攀升带动增值能力优势增强的积极态势:而中高技术行业则面临增值能力和嵌入位置同时下滑带来的边缘化风险。增值能力弱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升级要素结构、培育技术优势,以提升嵌入位置为抓手引导中国制造业向高增值环节攀升是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     

双重价值链嵌入下的中国省级区域角色——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从理论上厘清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内涵及边界,进而拓展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建立双重价值链嵌入下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在对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及世界投入产出表匹配基础上,就中国省级区域双重价值链嵌入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相对于国内价值链,中国大部分省级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深,且2007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价值链攀升势头;②沿海地区在双重价值链中更多扮演“加工制造者”角色,内陆地区则是更多扮演“原材料、初级产品供给者”角色;③“入世”以来,中国制造部门全球价值链位置呈现“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国内价值链分工和资源整合是推动中国制造部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④市场整合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企业成长效应是国内专业化分工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途径。加快中国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升级,应更加重视国内资源整合,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更加重视高级要素培育,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更加重视本土关联,提升国内配套能力。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制与效应——来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本文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结果发现:(1)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使得企业能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质量。数字贸易对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数字贸易对两者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3)异质性分析表明,政治资源诅咒与基础设施限制,使数字贸易对非国有企业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更加明显;(4)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升级具有出口提升效应,数字贸易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与海外市场。本文结论对理解数字贸易在我国制造业质量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数字贸易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人工智能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人工智能是各国构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模块,更是关乎产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的主要抓手。本文使用International Robot Federation提供的机器人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企业数据构成了研究使用的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在实证层面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数据跨度为2000—2013年。本文的主要结论是:①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且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后仍然显著。②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目前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企业。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人工智能对中国参与价值链的促进效应得到进一步释放。④人工智能对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实现:一是替代从事低端环节生产的劳动力来降低企业成本;二是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⑤针对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工智能会显著促进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况下,重视创新发展,就是要抓住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契机,减少人工投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从而助力中国企业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数字贸易规则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0—2014年TAPED数据库中国缔结的RTA数字贸易规则数据、WIOD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签署RTA数字贸易规则能够稳健且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相比于贸易对象数字化规则，签署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引致的攀升效应更大。这种攀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专业化水平三条渠道实现。数字贸易规则水平广度越广、垂直深度越深，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且该影响在处于数字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尤为明显。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时，需要重点关注电子商务合作、电子商务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大数据相关货物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规则，以保证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核心利益。本文为中国今后如何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更好帮助本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

本文通过102个主要国家的SITC五位码贸易数据计算了我国2001—2009年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复杂度(ESI),以此衡量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实证检验了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全球生产网络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资本密集度和高技术资本密集度也可以显著提高价值链地位,但经济自由度、研发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与以零部件贸易为主的行业相比,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积极影响在以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中更为显著;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地位,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这一作用并不明显。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产业组织视角

本文基于先进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5年的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方法计算了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震荡中有所提升,东部地区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大于西部。以此为基础,基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先进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R&D经费投入、宏观经济形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科技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显著影响。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轮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

全球汽车行业正在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迈进,为上游的轮胎制造提出新机遇、新挑战。全球轮胎企业近年来纷纷发布数字化转型战略,这些战略能否高效落地,已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文章对全球标杆轮胎企业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分析,总结轮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论。并根据多年数字化建设及应用经验,利用对标分析法提出SAP-ERP全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点。通过对标国际一流企业最佳实践分析,文章提出研究轮胎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及转型发展的理论,为探讨国内轮胎产业数字化、数字轮胎产业化融合发展指明路径。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人口老龄化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工业的心脏和国民经济的生命线， 是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石。本文在使用DEA 方法测算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 以 2001～201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方法从劳动力供给效应、 居民储蓄效应、 消费需求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四方面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可显著正向影响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但存在区域差异， 其影响机制为减少劳动力供给、 增加居民储蓄、 增加消费需求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 可从完善社保体系、 发展银发产业、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方面入手发挥人口老龄化对装备制造业的积极作用。     

产品内分工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研究——基于15个制造业子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基础上,以1997～2009年15个制造业子行业为研究样本,分析我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与其生产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有利于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水平,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通过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更有助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进入到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价值链环节,实现产业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双控效应——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审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环境政策转型的重要抓手,对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亟待研究。基于绿色增长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作用效果,并揭示其背后机制。研究发现：(1)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并没有实现“碳双控”目标,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碳排放总量,而对于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则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2条路径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先行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此,从缩小城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尽快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