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消费碳排放

基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所引致的消费规模扩张,本文构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消费碳排放,且主要来源于发展型消费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和工资溢价所引起的消费规模扩大以及消费倾向升级能实现上述影响;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社会环保治理因素会积极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风险平滑：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考察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风险平滑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和农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既提高了居民家庭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风险分担的能力,也提高了居民家庭的自我保险能力;这两方面机制共同提升了居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然而,传统的银行信贷并未显著改善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能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活力吗？

全面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子商务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中国城乡治理调查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使得农村家庭总消费提高5813元,并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及生存型消费占比,提高了发展型消费占比及享受型消费占比,促进了消费升级,优化了消费结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能够减小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同时,该政策亦能消弭低市场可达性和高搜寻成本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向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政策对“银龄族”家庭、低教育程度家庭、中西部及南方地区的农村家庭消费有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本文为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可为形成新发展格局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参考。     

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优化消费结构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者的内在关联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消费结构优化，但激励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更强的消费激励效应，这也为中、西部地区促进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提供了新的路径。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文章在阐述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选取2014—2020年中国1651个县域数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改善均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两个渠道，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能促进山区县、高城镇化水平县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县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此，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发展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经济发展。     

数字鸿沟与消费鸿沟——基于个体消费不平等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家庭微观数据构造的面板数据，使用Tobit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家庭视角探讨了数字鸿沟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增加了个体消费不平等，该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从收入不平等以及消费平滑渠道这两个角度，验证了数字鸿沟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围绕“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和数字弱势群体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增加了更高层次消费的不平等。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研究

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中小企业的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影响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效应和机制。影响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传统金融中存在的结构性错配，驱动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特别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效果在较长一个时间序列上都稳健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内部积累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固定资产投资优化产业升级两个路径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优化发展、中小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如何分享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金融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经济能否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事实，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 869个县域经济数据，采用SARAR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缩小县域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县域二三产业发展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县域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县域间贫富差异的方式分享数字金融红利；数字金融还会通过缩小东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不仅能够直接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而且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     

收入冲击与家庭消费——基于私人转移支付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和2017年的数据,采用PSM和PSM-DID等方法分析了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以及私人转移支付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为促进消费带来了正向的边际效应;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促进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提升;农村家庭、户主年龄越小的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低财富家庭、高债务收入比家庭、中高消费家庭以及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对其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缓减流动性约束、提升主观幸福感两种机制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研究有助于理解转移支付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助于健全多层次收入转移视域下宏观政策体系,为新时期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依据。     

产业数智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本文将省际数据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基于OLS模型分析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通过劳动力收入效应、产品质量效应和供需匹配效应影响家庭消费升级；产业数智化通过收入效应对中高技能劳动力家庭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智化对东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家庭互联网使用程度能够帮助产业数智化发挥供需匹配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但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家庭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为解决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有益启示。     

网络购物促进了我国家庭的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网络购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购物会促进家庭总消费,降低家庭储蓄率.按购物途径将家庭消费分为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家庭群体来看,对于富裕家庭,网络购物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对线下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对家庭网络购物动机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收入和资产的增加,家庭更可能因为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多样性而选择网络购物.由此可觅,网络购物对家庭总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地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扩大消费市场供给从而促进消费升级实现的.本文研究为利用“互联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夜间经济作为现代城市业态之一,已成为促进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刺激当前经济全面复苏的重要手段。利用校准后的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7年微观家庭四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高收入群体和受雇工作群体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家庭收入显著强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家庭负债显著弱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金融资产显著强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完善夜间活动基础设施、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健全低收入群体福利制度、加大稳就业力度和减少居民负债压力等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