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市场公平竞争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反垄断法》实施的证据

在强化反垄断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利用《反垄断法》实施的外生冲击，研究了市场公平竞争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垄断程度较低的企业，《反垄断法》实施之后，垄断程度较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反垄断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高新技术行业、对科技人员的依赖程度高的企业中较强，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较弱。拓展性研究发现，降低垄断利润、提高自主研发强度是《反垄断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抑制作用。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卖空约束放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已有文献从诸多视角对其决定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资本市场制度设计与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利用融资融券制度推出的外生冲击,考察了放松卖空约束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卖空约束放松显著提高了标的企业未来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发现,缓解企业未来融资约束是卖空约束放松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1）卖空约束放松显著降低了企业未来的债务融资成本；（2）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公司治理环境越差时,卖空约束放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越强烈；（3）“卖空威胁恶化企业产品市场表现”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卖空约束放松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时代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定量模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低。进一步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本文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提供启示。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对资本市场中的共同机构所有权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注不足,文章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促进了投资组合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提高了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带动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文章还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增加了企业技术人员,减少了生产工人,进一步支持了协同效应的理论逻辑,并基于行业竞争视角排除了合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共同机构投资者控股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加显著。文章不仅将共同机构所有权的研究拓展至劳动力市场,还从全新的视角探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大客户依赖——关系生态整合视角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生态，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两条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所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少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和经营风险。     

投资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证据

投资税收激励不仅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带来要素收入分配方面的后果。本文利用2004年东北增值税转型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三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投资税收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受到增值税转型政策影响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及之后有明显下降,主要影响机制是增值税转型通过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估计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与劳动总体呈替代关系。     

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关注企业风险的影响。通过扩展Holmstr?m&Milgrom(1987)的经典模型说明,企业风险降低使劳动者努力程度提高,产出水平和工资都得以增长,但是产出增长更快,因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实证研究支持上述分析,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并且在使用替代性的风险指标和不同的模型设定下都有稳健结果。对影响机制的考察发现,企业风险降低时,人均产出比工资增长更快,且工资结构中固定工资份额下降,这与理论分析的预测一致。     

企业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结合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及推动企业利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现实背景,考察了债券融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并且在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模型、考虑RZ分析框架、控制高阶固定效应、利用工具变量法以及通过短期融资券推出的外生冲击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融资可以通过降低整体债务成本和发挥溢出效应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继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工资侵蚀利润"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结论。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债券融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深化对债券融资作用的认识、理解劳动收入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

本文利用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来研究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对中国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一方面会激励管理者通过"高薪引才"来应对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资本流通性的增强会减少"工资侵蚀利润"现象,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结果表明,后者的作用占据主导,改革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改革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显著;改革显著降低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并没有影响管理者的劳动收入份额。     

经济下行背景下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产业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问题值得关注。在理论阐述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2009年中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缓解其流动性约束,扩大雇佣规模,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内向型企业、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异较小。研究结果不仅识别出产业振兴规划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也为重新审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人才引进、个人所得税优惠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提高人才竞争力,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为事件冲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端人才引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劳动要素相对价格,显著地提高了政策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竞争性行业、非国有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技术含量企业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人才要素相对价格,不但能激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深化,而且能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加研发人员和技能人员数量,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建议加大人才税收激励力度,促进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质增效;完善人才引进制度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企业人才培养制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优化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推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举措之一。市场经济的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关系的集中领域，关乎商品价值及其背后不同所有者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协调，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流通业发展为视角，考察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考察了国有资本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当流通领域国有资本占比超过一定限度后，上述提升作用会减弱；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创新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