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取及启示

在当代，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归宿，对货币政策乃至国家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及要求，积极慎重的选择货币政策目标，优化各目标间的搭配和组合更具有决定性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权衡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都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均有不同的侧重，其政策效果也各不相同。     

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机制及其宏观效应

当前经济金融化现象日益严重，宏观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更加复杂多变，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借助TVP-FAVAR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动态效应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且具有时变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期限特征，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随期限而改变；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动态调控效果；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动态机制的宏观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主要创新在于从企业金融化的关键机制诠释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为抑制过度企业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借鉴，且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

基于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通过实物期权机制对投资和产出造成短期的负面影响,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金融摩擦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金融摩擦的程度以外部融资溢价水平来衡量,在外部融资溢价水平"高"的情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更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基于非线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而创新持续性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非线性影响在不同区位因素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差异下表现出异质性；多个大股东持股及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影响。故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时要谨慎把握政策调控的尺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持续性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外部冲击频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中国进入外部冲击频发期。这一时期的形成是脆弱性长期累积的结果,有其必然性,会持续较长时间。面对外部冲击频发导致的不确定性上升,经济韧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经济韧性是经济体在复杂环境下适应变化和不断变革的能力。政府及其经济政策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政策空间是政府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手段和力量储备。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政策空间是由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塑造的。我国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分阶段减税降费等灵活的政策创新,在有效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的同时达到了宏观调控的目的。虽然我国经济具有较强韧性,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充足空间,但也存在一些隐忧和挑战。在“新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扭转预期是当务之急,通过改革和政策创新进一步拓展政策空间、有效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宏观调控的关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明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活动的已有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此外,这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采用Baker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投资、消费、CPI均产生了短期的负向作用.通过分区域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而对西部地区消费与CPI的影响更大.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投资的短期影响较显著,而对西部地区投资的长期影响较显著.该结论表明,政府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区域效应.     

中国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分类、测算及动态特征

基于TVP-VAR溢出指数法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显著高于境内市场波动溢入风险,在四类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中,各市场面临的主要输入性不确定性类型不同,输入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最强,债市的输入性不确定性敞口最大;重大危机事件会显著增强各类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输入性宏观经济、疾病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要显著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但其造成的输入性金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相对较弱.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在防范输入性不确定性时,利率调控效果优于货币数量调控,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危机应对效果在四项政策中表现最佳,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的有效性相对较弱.     

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后果

本文采取贝克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FAVAR方法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经验结果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GDP、投资、消费、出口和价格变动会带来负向影响,导致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促使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同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宏观经济的主要机制为预期渠道。该结论表明,政府应当尽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并加强引导公众合理预期。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资本缓冲率纳入DSGE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从政策效果看,同时考量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最优,仅考量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次之,中央银行仅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最差.因此,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应同时将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纳入政策视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出口贸易——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具有随机波动率特征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动态分析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在短期内较为明显，在中长期逐渐减弱；企业家信心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传导作用，且该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具有时变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受宏观经济状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据此，我国应根据不同阶段的现实环境，充分把握企业家信心的动态传导特征，促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的有益影响。     

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研究——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门限变量,构建了包括房地产价格、货币政策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内的三维T-SVAR模型,并且分别采用货币供给量、利率以及信贷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研究不同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下各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价格调控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快速攀升时期,信贷规模调控是应对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最佳选择,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平抑房地产价格波动,并且在长期中依旧保留一定的政策效果.因此,货币当局在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时应将着力点放在信贷规模上,通过控制信贷增长来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从而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并推动经济“脱虚向实”,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政策无奈性: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另一种阐释

货币政策效力可以区分为有效性与无效性。但在分析中央银行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时发现,货币政策效力有时显示出政策无奈性。由于政策无奈性的存在,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从货币政策在中介指标选择、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和被“超目标干扰”三方面分析政策无奈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股利政策一直是财务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以2009—202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所有A股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减弱、力度降低，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现金股利分配，且该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宏观经济状况和企业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风险应对及融资约束因素构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中企业选择保守股利政策的内在逻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缩减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有助于平滑现金流波动并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对企业价值具有积极正面影响。本文为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为企业决策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参考。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首先测度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并从宏观总量层面检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违约风险和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进一步通过构建包含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风险冲击的非线性DSGE模型,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货币政策规则刻画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违约风险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带来违约风险的上升和产出的下降。(2)当违约风险较高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产出的负向冲击明显更强。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更好地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防范-基于股价崩盘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厘清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为此,文章以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价崩盘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在经济扩张期间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征.这种顺周期特征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比较明显,而行业垄断则显著削弱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顺周期特征.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扩张周期显著加剧了企业过度投资、盈余管理和金融化,增加了银行贷款,改善了信息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领域的文献,更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发展规律,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金融不确定性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及其时变性研究

金融不确定性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会增大一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其作用效果在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具有时变性和门限效应。本文从理论上厘清了金融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构建了能够充分反映现阶段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特征的金融不确定性指数,进而采用包含潜在门限因子的LT-TVP-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时变性研究。研究发现：(1)与预期相反,金融不确定性带动我国资产价格上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逐渐降低。因此,其影响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受到严重制约,作用逐渐减弱。(2)我国房地产金融化加剧,导致传统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受限,需要结构型工具对金融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精准调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房价“粘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内生化系统性风险的DSGE模型

面对处于高位的房地产市场,我国政府开启了新一轮严苛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然而房价却出现下行困难的高价格粘性局面,使得我国金融与宏观经济稳定受到威胁.本文构建了包含房地产部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内生化DSGE模型,分别考察了在不同房价粘性下,杠杆率等金融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在面对不同外生冲击时的动态响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冲击使房价、产出和通货膨胀等宏观变量呈现正向响应,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风险溢价呈现负向响应;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使房价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下降,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上升.此外,不同的房价粘性情况下,金融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响应程度存在差异.高房价粘性情况下偏离稳态的幅度较小,同时高房价粘性的存在会影响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效调控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