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技术这一新型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会积极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文章在探讨技术市场发展、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每变化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同向变化0.009-0.012个百分点,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变化的稳健性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果,且这一效应在2008年之前和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主要的作用机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随着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而随着产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弱。文章为探讨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提供了全面和细致的经验证据,基于“要素市场联动”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为科学制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相关政策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现实借鉴。     

旅游业发展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吗?

要素收入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如何优化资本和劳动要素分配结构，是发挥初次分配基础性作用和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课题，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旅游业等新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1998—2020年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能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资本收入份额，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旅游业发展对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其正向影响在2008年后开始凸显；分位数异质性分析表明，其正向影响在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分位处更为突出。本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和旅游收入效应视角，证明旅游业发展能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拓展要素禀赋等相关理论在旅游业等新型服务业中的应用范畴，也能为发挥旅游收入效应在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理论指导。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新发展格局下创新要素流动与收入分配优化

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要素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能够从公平与效率两个维度优化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但在空间视角下呈现资源的“虹吸效应”，要素流出地的收入差距加大。影响机制表明，在内循环体系中，创新要素流动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来传导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在外循环体系中，由于市场替代作用，贸易对外开放的作用受限，但随着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两者相互带动并充分传导至创新要素的收入分配效应。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十六大报告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劳动收入是各类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报酬。从城镇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中从业人员，其劳动收入主要是工薪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各种津贴、补贴等。从农村看，劳动收入是指农民通过劳动收入获得的收入，包括出售生产的各种劳动产品获得的收入等。非劳动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收入，其中资本要素获得的收入有股金分红、利息等，技术要素获得的收入有技术股份分红、出售专利所得等，经营管理要素获得的收入主要是通过股权激励方式获得的股份分红等。一切劳动者的收入是劳动所获得的报酬，而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是一种混合收入，包括劳动收入、经营管理收入、资本要素收入等，只要不违法，就是合法收入。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生产力概念的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非常重要,考察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可行的切入点。在税收收入占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意味着资本收入占比的上升。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缩小了消费市场规模而抑制技术进步(消费效应),资本收入占比的提高使得企业技术投资面临更少的融资约束而促进技术进步(融资效应),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可能呈现出无关、线性或者倒U型关系,其具体关系要视消费效应和融资效应的相对强弱而定。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意味着当前需要同时保护劳动和资本的权利。     

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提升可激活市场要素配置活力，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系统梳理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选取2015—2020年28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活跃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与异质性传导路径，并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活跃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劳动收入份额门槛效应；创新活跃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由此，应从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助力创新活跃度与劳动收入份额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举措方面入手，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和我国要素收入分配——来自产业层面的证据

现有文献研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往往集中于非技术因素,而从技术视角考察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将更具普适性和解释力.为此文章从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入手,构建总量和产业两个层面的要素收入分配作用机制模型,发现总量层面要素收入分配同时受产业结构和产业层面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中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是影响产业层面要素收入分配的两个重要因素,而要素替代弹性则决定了其作用方向.经验结果显示:总量层面要素收入分配变化更多来源于产业间要素收入分配的差异,而产业结构作用则相对微弱;产业层面要素收入分配中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起着主导作用,其在不同产业中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是不同的,而要素禀赋的直接影响有限,其在第一产业中的作用为负向而在第二产业中的作用则为正向.为此政府制定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优化政策时,应更多着眼于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引导和经济结构调整.     

技术进步偏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工业1979—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0小于1;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小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1987年后工业技术进步为劳动节约型的,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提高;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我国工业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份额失衡的影响最大。工业要素分配份额的演变直接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间接拉大了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扩展了包含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在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及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4-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在控制省市固定效应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变量后,本文发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呈稳健的倒U型非线性曲线,经历了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替主导,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增长极、直辖市空间范围内的影响路径表现出典型的地域性差异,适宜技术研发、市场整合及相应的政策激励有助于抑制FDI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冲击,缓解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趋于下降?——基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观察与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以劳动力是稀缺资源作为其前提假设,与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解释力不足。文章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稀缺要素假定,基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假定的二元经济模型和中国数据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建立了一个分析二元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运用该理论框架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趋降的原因,提出促进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禀赋、审慎干预劳动市场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劳动收入分配

文章以中国31个省份2012—2020年数据为基础,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劳动收入分配之间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冲击效应,技术创新可驱使劳动收入分配合理化;技术创新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即随着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降低。分区域探讨得知,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对东部、中部地区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显著为正,对西部地区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拓展分析可知,低附加值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中介作用。根植于此,提出全面深化技术创新,助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化;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分配平衡性;重塑西部地区分配体制机制,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分配。     

储蓄倾向差异、要素收入分配 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典型事实。本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表明这三者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存在相互制约和矫正关系。在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高储蓄会出现两个相反地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转化的高投资更多体现为工业品,阻碍了服务业发展,同时,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储蓄率和要素收入分配。文章证明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劳动收入份额为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了文献中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讨论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标准。即使数据口径一致,劳动收入份额也很难完全符合Kaldor事实。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格局最根本的因素可归纳为经济结构转型、有偏技术进步、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三个方面,其他因素可通过它们间接地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分析倾向于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多由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解释,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还可解释国家间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同,而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则更多由产业结构变化所致。对有偏技术进步的探讨中,已有研究多围绕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增强系数的估计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实现展开。市场偏离完全竞争造成的扭曲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产品市场上,垄断和企业追求利润之外的目标均是代表性因素;要素市场中,重点讨论的则是劳动和资本的谈判能力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