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完善研究

增值税的留抵退税政策对中小企业、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合理设计与有效执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十分必要。目前,中国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的实施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操作实践难题。本文就留抵退税具体时间、发生争议是先退税还是解决完争议再退税、如何控制退税风险,以及作为共享税的退税层级等问题展开研究。本文提出应即期退税、先退无争议部分、利用数字手段对纳税人进行风险分析和分类管理,以及分级退税等对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我国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增值税留抵退税为企业带来政策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税收征管与纳税不遵从问题。基于2013—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激励企业提高自身纳税信用等级,进而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机制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治理水平两个方面促进企业纳税遵从,且企业声誉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更能体现留抵退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的政策效果;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激励下,其纳税遵从度更高;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当地企业纳税不遵从行为发挥更大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扩大留抵退税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以纳税信用评级激励企业主动提升其纳税遵从度。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财政分担机制改革研究

增值税的留抵退税额之所以需要各级政府分担,其根源在于增值税税负跨地区转移使得纳税人的退税地与征税地不一致,进而使得收取税款和负担退税的政府不一致。如果各级政府不分担留抵退税额,将加剧政府间财政不平衡。当前中国留抵退税分担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分担比例与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相一致,但在政策推行中却产生诸多问题。解决增值税跨地区转移而产生的收益分配问题,事关留抵退税改革的成败。从财政分权、财政平衡、财税法定、分配正义理论出发,有助于厘清各级政府分担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内在逻辑,借鉴中国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的经验,以省以下政府留抵退税分担改革为突破点,通过体系化、法治化的改革举措,有助于形成科学规范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显著存在,该激励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得以实现。此外,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披露水平。对处于弱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本文探讨了政策激励下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减税激励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基于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准自然实验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重构税收中性、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财税[2018] 70号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企业ESG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试点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发企业绿色动能转换,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不仅具有减负纾困效应,而且具有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绿色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期末留抵税额负担较重的企业中。因此,建议利用多策组合汇聚合力,不断增强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多税共治提高政策协同度,充分释放组合式减税降费效力;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提高政策匹配性与适应性。     

增值税多档税率、资源误置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增值税多档税率会导致抵扣链条出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现象,扭曲中间投入价格,由此造成的资源误置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此做出回应。本文扩展了Hsieh&Klenow(2009)模型,建立了包括劳动、资本、中间投入的三要素理论框架,使其更贴合增值税的基本原理。利用2007—2012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多档税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模拟不同税率简并方案的效果。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间,完全消除多档税率的影响,将会使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升1.645%;不同的税率简并方案都能提升生产率,但单一标准税率方案具有明显优势,这一关系在多个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多档税率造成的扭曲还会传递到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由此导致的额外生产率损失分别为1.327%和0.884%。进一步地,本文利用采矿业税率改革的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减少税率差异对生产率具有提升效果这一发现。本文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证明了增值税单一税率的重要性,为通过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了证据。     

税收征管、企业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税收征管加强带来的税负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加强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该影响对属地税局管理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降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征管加强及企业税负提高,通过弱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加强税收征管支撑税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综述

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几年来,随着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渴求,经济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生产率的研究,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文章全面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历程,对研究成果做了简要的述评,并指出今后需要加强研究的方向。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税收分成、地方政府行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73个地级市的检验

本文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以增值税的分成变化为核心,将税收分成、地方政府行为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下的税收分成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测算2000—2011年的税收分成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分析了税收分成方式的改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其具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市县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提高,客观上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提高会驱动地方政府追加生产建设领域的投资,而忽视了公共民生领域,从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对自有财力依赖度较高和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地级市更有动机改变其财政支出结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     

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融资约束和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和公司治理视角,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即股权主体多元和股权融合程度越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对企业管理形成有效的监督,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而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能够有效弥补制度缺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研究为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评价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有力证据,对实现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中国资源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引入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资源生产率的指标体系和经济分析框架,考察1978～2008年间中国资源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阶段性特征。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性仍在增强,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呈下降趋势。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资源因素进一步探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从资源效率、资源投入与技术进步间的替代关系等多个方面增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医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通过对1990年—2011年山西医药产业相应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计算了山西医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山西医药产业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析发现,山西医药产业的TFP是在波动过程中增长的;整体来看,山西医药产业TFP增长率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16.5%。但细分阶段分析,山西医药产业TFP增长率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是不断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