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各省份火电行业的面板数据出发,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我国各省份2003—2017年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构建系统SYS-GMM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改进,并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2)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滞后效应。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3)投资开放程度对全国范围内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仅对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火电行业有正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效果不显著。     

环境规制提高建筑业碳生产率了吗?——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7—2016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在测算建筑业碳生产率的基础上,通过空间杜宾和门槛回归双模型对环境规制和建筑业碳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上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促进了我国建筑业碳生产率的提高,但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表现不同;从区域层面上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碳生产率的提高较为明显,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建筑业碳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各区域环境规制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从门槛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受建筑业科技水平的约束,未达到建筑业科技水平门槛值的省份,加强环境规制会抑制建筑业碳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政府规制和公众参与对中国环境不公平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及中国省际工业废水排放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08年工业废水排放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省际间环境公平的驱动因素。结论表明,政府规制在全国样本以及三大区域样本下都和环境公平显著正相关,公众参与在全国样本下和环境公平显著正相关,但在分区域的静态面板中则不显著,这洗明中国目前公众参与还很薄弱,政府的正式规制起主要作用。同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公平的拉动作用最大,应加强对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压力和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省份,低—低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而财政压力却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建立收支分权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均衡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贸易开放与城市绿色发展——以2010—2019年皖江经济带9个城市为例

基于非线性模型和共轭驱动效应,分析2010—2019年皖江经济带9个城市中环境规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与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影响;贸易开放下合理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效应;皖江经济带中,合肥、芜湖、滁州的环境规制和贸易开放处于共轭驱动状态。根据实证结果,为深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贸易强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增长质量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分析

经济增长质量反映增长的优劣程度.笔者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过去10年30个省市工业部门包含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此作为各地区工业增长质量的度量指标,研究区域工业增长质量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工业增长质量呈梯度分布趋势,但界限已不再明显;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工业增长质量呈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东部各省份工业增长质量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步缩小,而全国总体及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质量差距呈扩大趋势;全国总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增长质量存在条件收敛,对外开放水平和环境规制程度对区域工业增长质量差异的缩小起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人口城镇化是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文章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探索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传导机制,选取2000—2020年中国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环境规制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中介路径。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影响过程中,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链式中介起主要的正向作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单一中介的正向作用次之。研究提出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要兼顾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目标,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带动人口城镇化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中国工业污染的区域差异——基于东、中、西部Panel Data的经验研究

在已有的研究中,东、中、西部工业污染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较少得到关注.本文在增长模型基础上得出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基本因素,并运用1993-2009年东、中、西部三个地区29个省份的年度数据,在Panel Data模型基础上对三大地区的工业污染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不同市场化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研究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然而,随着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脚步的放缓,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本世纪的关键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求我国不断完善环境规制机制,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环境忽略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为了探究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并为今后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提供依据,本文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使用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和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以二氧化硫浓度达标率、废水排放达标率、烟尘排放达标率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作为反映环境规制强度的四个单项指标,用熵值法折算出综合指标.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愈发显著的积极作用.最后本文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变化轨迹——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十四五”时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提升环境规制效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加权求和法，对环境规制静态、动态和综合效率分别进行了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探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差距较大，四大区域呈现非均衡特征；环境规制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空间和潜力最大，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上升趋势较弱。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区域差异分析——基于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的分析

本文综合运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选取中国31个省市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以及技术变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2005-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波动式增长;西部省份文化产业效率虽然在总量上与东、中部省份存在较大差异,但西部省份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生产产能获得极大释放,以西藏自治区表现尤为典型。生产率增长率绝对数值上已经超过东、中部地区,且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西部地区在技术进步方面优于东、中部地区,但东部和中部地区在技术使用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均优于西部地区,这表明西部地区与东、中地区相比较,文化产业还处于不同阶段。目前的发展侧重点不尽相同。根据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生产效率的建议措施。     

工业部门经济增长与环境规制强度——基于传统收敛和关系收敛的视角

科学发展不仅强调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工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的收敛趋势强于经济增长,且前者存在着典型的东中西俱乐部收敛特征,而后者则仅存在着显著的条件β收敛趋势;欠发达省份在整体上缩小和模范省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时,也在不断缩小其与模范省在环境规制强度上的差距,但各欠发达省份的具体收敛情况差异较大,特别是西北、华中、黑龙江、贵州和广西地区的弱收敛态势尚有待进一步加强。适当缩小省份间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固然重要,但为了保证这种缩小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需要政府立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改进,保障能够激发出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实现既要经济有增长又要环境改善的"双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