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时期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业政策是导致我国转型时期产能过剩产生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中国1999-2011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显著为负,不同政策工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不相同:(1)税负降低会带来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两者显著正相关;(2)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显著为正,贸易保护程度的增强在短期内会提高产能利用率;(3)创新补贴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具有负作用.进一步地,小企业、国有企业和行业低技术的比重越高,产业政策就越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化解和防止产能过剩,我国的产业政策亟需转向竞争政策.     

“去产能”财政政策分析、评估及建议

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无论是支出政策,还是税收政策,抑或是财政体制的调整,都会给宏微观供需关系带来一定影响。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若干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持续4~5年,用于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煤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给予奖补,以出清市场。虽然化解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面临不少问题。下一步应抓住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因素,去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类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带来的隐性担保和扶持政策及各部门单兵突击的管控思维。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加快产业政策转型;健全地方"去产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进一步发挥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并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以"去产能"为契机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OFDI化解过剩产能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OFDI)可以优化现有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产生出口贸易关联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母国的产能利用率,最终化解过剩产能;而金融支持则是OFDI的重要推动力。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并加权平均计算各省市产能利用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全国各省市存在普遍性的产能过剩;OFDI和出口贸易均能有效转移过剩产能,但各地区的效应有较大差异,且OFDI与出口贸易存在互补关系;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显著的负效应,但金融支持能够推进企业OFDI从而化解产能过剩;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差异化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以化解产能过剩。     

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挑战、应对、风险与机遇

去产能被列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当前,我国传统行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产能可能引发失业、通缩、金融不良等风险,同时将会带来行业并购,行业集中度提升等投资机会.具体而言:(1)产能过剩行业的“散小乱弱”:行业集中度低、产能利用率低、亏损面广.产能过剩行业普遍存在“散小乱弱”问题,产业集中度较低.煤炭行业,前3位的企业市场份额为21.3％,前10位的市场份额为41％;钢铁,前10大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份额约为36.59％;水泥,前10大企业熟料产能仅占全国52％.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6.99％,过剩产能约为4亿吨;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68％,过剩煤炭4.2亿吨;平板玻璃,产能利用率68％;水泥行业,产能利用率67％;化工行业,钛白粉产能利用率75％.煤炭行业,行业亏损面为95％;钢铁行业,全行业亏损面达到50.5％;水泥行业,行业亏损面达到33％;平板玻璃,行业亏损面近半数;有色金属,行业亏损面达到23％.(2)去产能的挑战:产权改革是核心,价格信号是关键.在产能过剩行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国企和央企,存在出清障碍.中央和地方责权不清容易导致做大是地方政府最优的策略.化工、水泥等行业存在结构性过剩,需要通过价格信号进行调整.产能过剩行业牵涉地方财政收入、税收、就业及社会稳定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保护.边际成本低,沉没成本高,前期留存利润仍可坚持,容易陷入囚徒困境.(3)去产能的路径:行政命令+兼并重组+市场淘汰+严控金融风险.行政原则,控增量、去存量;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提高行业集中度;严控金融风险,积极处置企业债权债务.(4)去产能的机遇:并购机会增加,行业集中度提高,企业利润提升.钢铁,《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鼓励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减量化兼并重组,重点推进产钢大省的企业实施兼并重组,退出部分过剩产能;煤炭,发改委提出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小型企业,利用3年时间,力争单一煤炭企业生产规模全部达到300万吨/年以上;水泥,2016政策推动大企业“大整合”,约占行业40％的产能.(5)去产能的风险:失业、通缩、不良.需就业人员安置约300万人;拉低GDP0.4个百分点;PPI通缩缓解;隐性不良显性化,但系统性风险较低,局部风险可化解.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

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相比于采用正向逻辑来研究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与化解机制异同,本文通过逆向逻辑构造反事实因果推断,即国有企业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身份属性发生变更后产能过剩能否得到化解,来探究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成因。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PSM—多期DID方法识别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其产能利用率的政策影响,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规模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明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途径,探究了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根源与衍生因素之间的传递效应。     

产品创新和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

周期性发生的产能过剩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现阶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理产能过剩的关键不仅仅是强制性地削减过剩产能,还包括如何通过创新手段提升产能的利用率.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方法是创新,企业通过研发适销的新产品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传统解决产能过剩的方法,如城镇化和政府扶持工业企业等,并没有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反而拖累了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工业企业创新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有效途径.因此,当前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的核心是企业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也需要以促进企业创新为发展方向.     

“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

"产能过剩"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争议,而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越治理越严重。但在国际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产能利用率更为科学,对产能过剩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在界定和具体的统计上,产能利用率较产能过剩更为客观,数据的充实使得产能利用率统计得到了改善;在产能过剩产生原因上,主要侧重厂商竞争博弈等微观形成机制;从经验事实看,"长期产能过剩"表明产能利用率通常不会特别高;对于产能利用率,更多的作用是宏观景气的预警功能。我们的观点是,第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恰当的测度和较为可信的统计数据,现有的数据存在问题;第二,目前产能过剩问题被过度强调了,存在着扭曲的可能;第三,在形成原因上,主要是宏观需求冲击、政府政策扭曲、国有企业的利益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第四,需回归产能利用率的预警功能;第五,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执行者并没有充足的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强;第六,化解产能过剩的方式上,更多地需要健全价格和利益机制,构建市场化发展模式和监督体系。     

转型时期中国产能过剩测度及成因的地区差异

本文利用协整法对2001—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制造业产能利用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基于动态面板GMM估计对市场因素、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周期三大因素影响东、中、西部产能过剩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行业层面相似,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地区层面的普遍过剩,考虑到中西部地区技术相对落后、投资活动不活跃等因素,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东部地区的产能过剩。产能持续过剩的省份大多具有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等特征。市场因素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周期与产能利用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东部地区;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产能过剩的最重要因素。     

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与新兴产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大难题,从2009年以来,我国诸多行业饱受产能过剩之苦,即使是光伏、风电行业等新兴产业也不例外,低端重复建设、资源错配、政府不当干预等是导致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文章通过建立生产要素模型从理论上研究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并利用风电行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下,要素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严重阻碍了产能的释放,致使低端产能堆积;化解产能过剩有赖于资源配置优化、削减投入冗余。然而,不恰当的政府补贴、政策性银行的信贷倾斜,以及低价出让土地等干预手段却削弱了资源配置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且这种削弱作用对产业链下游的企业更为明显。因此,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避免"低端锁定"的同时,更应转变政府扶持政策,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破解新兴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困境。     

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与产能过剩

本文研究了地区腐败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基于1999-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协整法对我国30个地区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估计,发现产能利用率下降趋势明显;其次,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考察了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地区腐败程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区腐败程度与产能利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2)市场化程度对腐败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腐败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越弱,该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而东部地区不显著.本文认为治理腐败,深化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