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还是抑制:土地流转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将土地流转分为土地转出与土地转入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土地流转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土地转出对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具有促进效应,而土地转入对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具有抑制效应;采用土地转出金额与土地转入金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土地转出金额越多,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可能性越大,但土地转入金额越多,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可能性越低;同时采用倾向值匹配解决样本选择偏差与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后,土地转出的促进效应与土地转入的抑制效应依然存在.第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土地转出会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与减少农业劳动时间而促进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土地转入会降低农户家庭风险偏好与增加农业劳动时间而抑制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第三,异质性结果显示,土地转出的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与新生代农户群体中;而土地转入的抑制效应主要发生在西部地区及第一代农户群体中.因此,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家庭非农创业,提高农户家庭非农创业与实践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竞次”还是“竞优”

本文揭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作用是导致了TFP的“竞次”还是“竞优”.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条件影响技术进步:当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通过市场开放、要素流动及基础设施改善的方式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时,分权制度会促进技术进步,形成地区间“竞优”;当地方政府以分割市场等途径作为竞争手段时,会造成要素扭曲,分权制度则抑制了技术的进步,形成地区间“竞次”.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显著改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要素市场的扭曲进而不利于技术进步.进一步观察TFP的内部构成后得出,财政分权导致技术进步(TP)与技术效率(TE)呈现较为明显的“竞优”,但全要素生产率“竞优”正在弱化.     

服务业FDI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进行说明,随后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中国2002—2014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全面控制影响服务业绿色TFP的重要变量后,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及分区域服务业绿色TFP的影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绿色TFP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的增长,而其对东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服务业发展水平、资本劳动比、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能源结构、环境规制、信息化水平对服务业绿色TFP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数字经济下的“服务业成本病”:中国的演绎逻辑

基于“价格效应”逻辑，选用2011—2019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是否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以及数字经济对“成本病”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目前中国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减缓“成本病”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弱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高行业的“成本病”,但在住宿和餐饮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低的行业中，这种效应暂未显现；数字经济缓解“成本病”的效应在“胡焕庸线”东南地区更为显著，西北地区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成本病”的原因在于其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荷兰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基于1990-2011年的实证检验

“荷兰病”现象并不局限于自然资源,对于我国来说,由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拉动的经济增长下也出现了“荷兰病”病症.本文首先分析了“荷兰病”经典模型,然后基于1990-2011年的年度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农业、非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服务业中存在的“荷兰病”现象,回归结果显示:支出效应在以上三个部门都存在,资源转移效应仅在农业中存在.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创新与异质性服务业企业TFP——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的经验研究

采用世界银行2002和2003年、2012年公布的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中国转型经济下独特的制度环境背景,考察了服务业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创新均能促进服务业企业TFP的增长,且制度环境的改善对服务业企业创新促进TFP的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显示,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创新对企业TFP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使用不同的制度环境衡量指标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可靠.研究结果意味着,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下,才能充分释放创新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的潜力.     

广东省服务业“成本病”分析

根据Baumol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对广东省服务业进行研究,提出的疑问是,广东服务业的兴起会不会带来Baumol所说的"成本病"问题,以及会不会阻滞广东省经济增长。利用1978年至2008年数据,通过分析广东省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以及服务业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几个指标,发现广东整体经济不具有明显的成本病特征,但存在成本病风险。     

广东省服务业“成本病”分析

根据Baumol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对广东省服务业进行研究,提出的疑问是,广东服务业的兴起会不会带来Baumol所说的＂成本病＂问题,以及会不会阻滞广东省经济增长。利用1978年至2008年数据,通过分析广东省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以及服务业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几个指标,发现广东整体经济不具有明显的成本病特征,但存在成本病风险。     

产业间碳排放转移结构分解及演变特征研究

碳排放在产业间合理转移是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碳减排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本文以投入产出理论为基础,在界定产业碳排放转出和产业碳排放转入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碳排放转出和碳排放转入结构分解模型,对我国2002/2005/2007/2010/2012年产业碳排放转出和碳排放转入进行结构分解,从影响效应视角提炼其动态变动特征,并提出优化产业间碳排放转移的引导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效应是产业碳排放转移减少的主要因素,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和投入规模效应则是产业碳排放转移增加的主要因素,投入结构效应促进了产业碳排放转出的增加和转入的减少;碳排放强度效应对碳排放转移具有持续的减排特征,投入规模效应对碳排放转移具有持续的增强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投入结构效应对产业碳排放转出具有逐年递减的态势,对产业碳排放转入具有先减少再增加再减少的波动特征;重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产业碳排放转出增加的主要部门,重制造业和能源工业是产业碳排放转入增加的主要部门,其他工业和轻制造业也促进了碳排放转出和碳排放转入的增加,但其增长效应相对少于能源工业、服务业和重制造业的主要部门;就具体产业部门而言,PPCN/EHPS/CMWI是能源产业碳排放移增加的主要产业,MSRP/GSEM/EMEM/NMMP和CI主要促进了重制造业碳排放转移的增加,PPSM/FMTP/CLII及CTI和WRT分别是轻制造业及服务业碳排放转移变动的主导产业,MMI和NMMI则是其他工业部门碳排放转移变动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分析 ——以淮安市为例

利用2010—2015年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超效率分析的Malmquist方法,分析了淮安市服务业及14个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特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淮安服务业产出增长具有比较显著的贡献,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中,技术效率改善的"追赶效应"有限,而技术进步的"前沿移动效应"明显.服务业各行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江苏省各市服务业TFP增长率测算及分析

文章基于半参数 DEA-Malmquist 生产指数对江苏省各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 分析了江苏省各市于2010~2018 年期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情况。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在 2010~2018 年间江苏省各市的服务业 TFP 均处于增长状态,导致服务业 TFP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在 2013 年后则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基于此,文章对江苏省服务业的后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对比和建议。     

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地区差异实证分析:1995-2009

本文采用DEA方法,实证分析了市场经济改革后1995-2009年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几乎没有提升,甚至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第二,1995年后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出现正增长,而技术效率则到2005年后才逐步提高;第三,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服务业TFP增长优势明显,而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升反降,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效率改进没有出现"后发优势".     

基于Hicks-Moorsteen指数方法的中国服务业TFP分解——以东部九省为例

采用Hicks-Moorsteen指数方法估算了1978—2002年中国东部九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情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TF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4%,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技术效率的贡献率明显偏低,但不同时期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中国服务业TFP的快速增长需要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共同提高,积极推进和深化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尤为重要。     

内需驱动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母市场效应”的研究

依靠国内市场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塑造国际竞争力,对我国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服务业的“母市场效应”,探讨内需驱动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形成机制,并利用我国1997-2012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差异化产品特征的服务业同样存在“母市场效应”,伴随贸易成本下降该效应更加明显;母国需求扩张通过引致成本降低、创新差异化产品驱动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实证检验表明,短期内内需驱动效应体现为显著增加服务出口的技术含量,长期则表现为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相对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受内需驱动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为此,本文提出了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促进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来自环保重点城市“达标”与“非达标”准实验的证据

在面临稳增长和治污染双重压力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首次利用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空气质量“限期达标”制度这样一个自然实验,采用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及其制度异质性,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在短期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却会降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着环境规制的其他经济社会效应凸显,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将逐步被抵消,并由负转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既受制于其内生的制度结构安排,又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化因素和政府质量因素.研究结果揭示,环境规制的“减排降污”效应影响有利于“经济增长”效应实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放大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和减弱扭曲效应.     

制度环境、政策不连续性与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基于中国地方官员更替的视角

本文基于地方官员更替视角,利用1999-2013年省级官员变更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克服政策不稳定性给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的抑制性作用相对更弱.(3)地方官员任期与服务业可持续增长有“U型”关系,表明在换届过渡期,短视性政策行为会诱发政策的不连续,引发企业不确定性预期,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任期延续,政策环境趋于稳定连续,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进而提升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能力.(4)晋升锦标赛可能加剧资源要素错误配置和扭曲服务业投资一消费结构,从而引致服务业增长的不可持续.     

资源环境双重规制下中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1996-2009年的实证分析

基于已有文献在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时不考虑环境因素,或者仅考虑环境因素而忽视能源投入的现实,文章将资源和环境因素同时纳入生产率研究框架,对1996-2009年中国省级经济单元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测算,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对技术效率变化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实现了TFP增长的动态分解,并研究了TFP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考虑资源环境约束,我国整体TFP较低,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TFP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技术利用效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资本/劳动比率上升不利于TFP的提高,外资引入对TFP改进具有拟制作用,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和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效率(或经济增长效率)的核算中,忽略资源环境因素的冲击,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效率被高估,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会带有一定的误导性.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与＂人口红利＂效应是密不可分的。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丰富的人力资本存量和高比例的劳动人口比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产生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人口红利＂效应是不可持续的。为此,笔者在本文中将进一步阐述＂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期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区域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其特征——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运用调整后的偏离-份额法,将我国31个地区1978-2008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内部增长效应和反映结构变迁的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结构变迁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率的增长,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结构红利日趋明显,即劳动力自由流动限制的减少促进了结构效应.此外,结构效应对各地区的贡献强弱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