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动态转换及影响因素

从收入和多维两个角度来测算贫困能够综合揭示贫困程度和特征.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数据,测算了我国农村的收入贫困,并同多维贫困进行了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对比,最后通过Logit模型分析了两种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从静态看,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60％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5％的收入贫困户;从动态转换看,2012-2014年间收入脱贫户中仅11％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劳动收入虽然对农户收入脱贫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对多维贫困及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应较小.     

老龄化与农村老年人口多维贫困——基于AF方法的贫困测度与分解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和2016四次调查数据,基于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并进一步通过贫困分解的方式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的多维贫困程度要甚于农村总体的多维贫困,并且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改善主要源自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而非贫困程度的改善;教育和就业两个维度的剥夺对于农村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高,其中教育维度的剥夺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有所上升,但就业维度剥夺的贡献率则有所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部分抵消了老年人多维贫困减缓幅度,并且对农村总体多维贫困变化产生了负面影响。     

农户多维度贫困测量——以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

本文在多维度贫困测量理论框架下,对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贫困状况进行收入/消费贫困、环境卫生贫困、教育和健康贫困以及脆弱性等4个方面的测量.根据4个维度贫困测量结果,得到S省的多维贫困状况以及扶贫政策的优先排序,排在前3位的是环境卫生贫困、教育健康贫困、收入/消费贫困.     

我国边境县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边境地区贫困问题是减贫工作的关键环节。基于2006年和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的大样本农户数据,本文对边境县的基本状况、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边境贫困县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健康问题突出且呈恶化趋势,非农就业比例低于内陆贫困县,但增长速度快于内陆县。按照新、旧两条国家贫困线标准计算,边境贫困县2010年的贫困状况比2006年有所好转,但其贫困状况仍比内陆县家庭严重。边境县家庭2006年多维贫困状况比内陆县家庭严重,2010年边境县家庭的多维贫困情况有所好转。     

农村贫困文献回顾

本文从贫困的识别、影响贫困的因素和评价方法三个方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就贫困的识别而言,探讨了贫困从单维到多维的转变过程,着重分析能力贫困的重要性。就影响因素方面而言,选择更符合贵州省实际情况的因素进行分析。在评价方法上,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贵州省贫困问题。     

多维贫困及其度量研究的最新进展:问题与方法

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实质,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多维贫困的具体度量成为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的焦点.本文从贫困维度的确定、贫困主体的确定及多维贫困度量三方面梳理了学者们在多维度量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难题,及所用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的最新进展,并做出简要评价.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人贫困的影响有多大

社区邻里效应是造成个体长期贫困以及贫困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中国的社区邻里效应现象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贫困集聚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社区邻里效应的存在性,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概率的影响大小,探究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长期影响以及对个体贫困时长的影响,最后还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能够解释个体贫困、学历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差异的百分比。结果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社区邻里效应,同时社区邻里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良好的社区邻里环境使得个体贫困概率显著降低、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女性和城市个体的贫困状态更易受到社区邻里效应的影响,不可观测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学历和收入的作用;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影响具有长期特征,对个人贫困时长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个体贫困状态差异的1/4、个体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1/5可归因于社区邻里效应。因此,扶贫过程中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脱贫的影响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针对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减贫效应,从贫困缓解论、贫困加剧论以及不确定论三方面进行概述,重点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通过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和改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收入维度上对农村贫困具有一定减缓作用,但同时,受农村劳动力过量流失的影响,外出务工在农户生活照料及社会保障等多维贫困上并未表现出显著作用,甚至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应把握好劳动力外出之度,促进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加强对农村留守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实现多维脱贫、乡村繁荣。     

多维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女性生育代价——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问题与人口结构亟待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但生育率却依旧低迷,生育代价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和量化这一概念,弥补既有研究在非劳动就业方面关注度欠缺的不足,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生育行为对女性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和状态的冲击作为识别框架,对女性的生育代价进行更为综合的定量估计。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依次是家庭赋权、就业剥夺和家务工作;第二,生育行为将导致女性多维相对贫困剥夺总得分增加0.031,使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几率比增加83.1%;第三,在具备不同教育程度、户籍和家庭生产活动特征的个体间生育代价具有异质性。本研究为理解女性生育代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