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三生”空间演化及驱动力研究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扬州市2000年、2010年及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对其国土空间进行“三生”空间划分和功能评分,以此研究其“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表明：一是扬州市“三生”空间的演化在2000—2010年间速度较快,特征相对明显,在2010—2018年间的演化明显更加碎片化,并且整体演化速度放缓;二是扬州市在合适政策的指导下,城市的生产水平与生态水平均保持良好,生活水平持续上升;三是扬州市城镇发展的核心区域在沿江区域,城镇化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四是扬州受城镇化影响非常明显;在此期间出现的耕地占用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

基于“格局—过程—影响—可持续性”的研究思路,探究了2000—2018年京津冀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表明: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显著,各用地类型间发生了复杂的土地利用转移,其复杂性体现在不同时期内地类主要的转化方向和速度不同,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转化方向不同;都市圈内生产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增加,生产空间大量转为生活空间是土地利用转移的主要趋势;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分布呈“双轴一主一副”格局且较为稳定;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效益低下是推动“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制约“三生”空间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问题分别为耕地严重流失和农村生活用地比重过大,应通过基本农田保护、农业技术革新以及土地整治等政策规划和技术的提升优化“三生”空间利用与布局。     

地学视角下的中国县级行政区空间格局演变

以中国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发现:1中国县级行政区重心变化在封建社会主要以向西移动为主,封建社会以后开始向东移动。分地区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县级行政区重心主要向西北方向移动,北方地区其重心主要向东北方向移动,南方地区则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即封建社会以前主要向西南方向移动,封建社会以后开始向东移动;2从标准差椭圆分析来看,县级行政区在整个研究区以及分区均表现出不断分散趋势,从县级行政区分布的主方向来看,全国及北方地区主要呈现出东北—西南格局,西部地区以及南方地区分别呈现出西北—东南以及偏南—偏北格局;3从县级行政区空间密度格局来看,其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不断加强且由空间相关性引起的结构性变异处于显著状态。从方向上来看,在全方向上的均质化程度总体下降,但新中国以后略有上升,东南—西北方向各朝县级行政区均质化程度相对较好,空间差异最小,而东—西方向差异最为明显。     

“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研究探析城市间及各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稳定;新型城镇化水平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势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度偏低。因此,为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城市间的互动联系,提升重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合理评估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和人口承载水平。     

“流空间”视角下西北地区城市关联特征与网络格局分析

经济全球化时代,“流空间”成为配置资源的底层逻辑,各种功能要素的空间流动不断冲击与重塑城市间的联系,成为一体化空间网络的新机制和新动力。文章以西北地区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基于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结合现实与虚拟视角分析多维要素流影响下的城市关联特征,运用赋值法构建综合折叠网络并划分城市等级,刻画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网络化特征明显,形成“一轴三区多中心”的网络格局,并在行政区约束和城市群引领下,初步形成6个凝聚子群。(2)受地理距离与行政边界影响,省区内联系强度大于省际,近域拓展大于远域扩张,大城市首先为本省带来发展红利,规模越大的城市跨省区正向溢出越强。(3)整体网络呈“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城市又呈“一二三四”布局,边缘区则呈“散点状”分布。经济流和交通流总量服从帕累托分布。经济流核心城市“以强带弱”与“强强联合”共存,在空间上形成组团结构;交通流联系轴线等级明显。普列流陇海—兰新沿线城市表现出“点—轴”式空间格局,快列流“强强联合”多而“抱团取暖”不足,“马太效应”显著;公路流则呈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态势;信息流具有广覆盖性和强渗透性,表现出...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视角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以天津市蓟州区段截庄为例

文章结合“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规划,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用地保障,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研究以天津市段截庄村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根据所在村庄的影像数据、规划数据和自主调查等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空间要素按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种类型进行空间要素功能的识别与分类;然后,基于段截庄乡村空间载体的识别,建立以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为对象的“空间适应性”评价体系;最后从“三生”协调融合的创新角度,提出村庄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北部区域,以生态空间为绝对主导;中部区域则以生活空间为主,生态空间为辅进行优化建设;南部区域以生产空间为主,生活空间为辅,并最终总结出其对乡村振兴的启发与思考。     

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业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

产业空间格局及其演化一直是经济地理、区域经济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乐器制造业空间格局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中。改革开放以前,民族乐器制造业在全国大中城市分散布局,但龙头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海五大城市(北京,上海,苏州,天津,广州)。这一时期的格局主要受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影响;经济转型时期(1978-1992),民族乐器企业从分散在全国大中城市走向集中,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苏州三地。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和经济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1992年后,我国民族乐器制造业逐渐从集中走向分散,基本覆盖全国,各地企业"扎堆",形成众多的产业区。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和知识溢出效应等成为影响其空间分布的核心要素。     

动态视角下创意产业内涵演进与分类比较

该文通过文献归纳了创意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萌芽发展阶段、向市场化转移阶段、进入繁荣阶段,并从动态视角回顾了创意产业内涵的变迁,对创意产业各种命名方法、定义方式、核心内容加以对比和分析,明确了创意产业的核心特征与分类原则,并从价值实现角度进行系统化分类,为具体行业研究与比较分析提供了有价值参考。     

中国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为了准确揭示中国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与时间演进特征,文章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Theil指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 Markov 链估计等方法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9 个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态势,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整体差异、区域内及区域间差异均呈扩大态势,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整体差异的根本原因;②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布曲线中心右移,呈向右拖尾态势,曲线区间宽度明显扩大,主峰峰值显著降低,但极化现象各异;③在考虑空间关联效应下,19 个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转移特征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不同邻近水平环境下,其转移概率矩阵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结论对于缩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域差异与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演进、动力机制与发展趋势探究

长三角城市群正逐步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本文以其成长历程作为研究内容。本文从城市化的演进视角,首先描述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形成及其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长三角城市群演进的动力机制,最后,从长三角现有格局着眼,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性分析。     

流视角下中国铁路交通联系空间模拟与格局解析

基于"流空间"视角,借助GIS空间分析法,建立交互式的空间联系网络,对近域联系下城市间交通联系进行空间趋近模拟,深度解析全国铁路交通联系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格局。通过对列车运营线路上各城市间的近域联系路径进行空间选取和逐次连接,采取类似"裁弯取直"式的空间趋近模拟方法,完整模拟出各车次列车的运营路线,实现对铁路交通实际运营路径的空间刻画。基于7 000余车次的巨量客运数据,构建了全国地级城市间交互式的铁路客运空间联系网络,进而清晰展现了全国铁路客运联系空间分布与区域集聚图景。研究显示,全国铁路交通联系以纵横向铁路主通道为基本骨架,以国家及区域中心城市为联系核心,以各级城市群为主要联系方向。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高铁时代"三群鼎立"这一基本空间架构,但高铁发展依然呈现以京广线为界"西冷东热"的空间分布态势。细分车次类型来看,全国铁路交通联系基本格局是以普速列车为本底,K字头列车为框架,G字头高铁为骨架,高速铁路为主通道,高铁与动车互相补充,高速与普速协同发展。     

江苏沿海地区“三生”功能空间演化及生态效应

江苏沿海地区正在承受高质量发展和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综合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析“三生”功能空间演化的生态效应,能够为空间优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江苏沿海地区生产空间减少1 921.41 km²,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分别增加1 468.60 km²和452.81 km²。(2)2000—2020年,连云港、盐城两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增加1.02×10⁹元和4.33×10⁹元,南通市减少1.39×10⁹元,同期3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值分别为0.008 8、0.006 1和-0.011 3。(3)2000—2020年,连云港和盐城“三生”功能空间转移的生态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南通则相反。生产空间转为生态空间是生态环境改善的驱动因素,生产空间转为生活空间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江苏沿海地区在后续规划中应根据生态效应的驱动因素,适当调整“三生”功能空间,推动该地区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数据,文章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工具,多视角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向右移动趋势;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且彼此之间的流动性较低,呈渐进式动态演进.据此,研究从市场和政府联合调控、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及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共空间视阈中马克思“社会”思想

马克思的社会在公共空间的视域中包含着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自由个性得以发展和不断改革创新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社会的解放以及伴随着的个体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属人的社会。     

中国省域旅游业的竞争力评价及空间格局

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域为研究单元,借鉴和创新世界经济论坛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WEF),结合中国实际,从综合竞争力、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四个维度来构建中国省域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比较各省域旅游业发展的竞争态势,并运用ESDA空间分析法,有效揭示指标数据所反映的区域竞争态势之间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对其空间格局进行描述与可视化呈现。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通过将指标数值归一化为无量纲标量,再对因子层相应指标加和得到各省域旅游业发展四个维度的竞争力分值,研究表明中国省域旅游业竞争力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呈东强、中柔、西弱的分布格局;(2)通过GeoDA计算出中国省域旅游业发展四个维度竞争力的全局Moran’s I估计值分别为0.1904、0.1972、0.1724.和0.1205,均为正值,且正态统计量z值均大于0.0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1.96),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省域旅游各项竞争力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较为突出,竞争力强的省域和竞争力弱的省域分别趋于相邻,在空间层面上存在马太效应;(3)以(z,Wz)为坐标点,对变量所有观测值的标准化值z与空间滞后向量Wz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可视化的二维图示,得到中国省域各项旅游业竞争力的Moran散点图及空间关联图,反映出东部沿海省域和长江中下游省域的旅游业各项竞争力水平空间结构上已基本形成了较显著的HH型的连绵区,东北与西部省域则多数处于旅游业竞争力LL集聚区,两极分化的现象明显;(4)运用局部关联指数Getis-Ord Gi~*,采取Jenks最佳自然断裂分级法生成中国省域旅游业竞争力的热-冷点区域图,研究表明,中国省域旅游业竞争力热-冷点区呈现由东南向西南、东北、西北推移的阶梯状分布,形成了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热点区的典型性核心-边缘结构。     

中国省际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分析

利用1978-2010年中国各省区实际人均工业增加值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省际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进行了研究,探测了各省区工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研究发现,各省区工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且呈现上升趋势.从空间集聚的特征来看,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占主导地位.工业发展空间格局的变动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工业的空间关联有关.作为工业发达省份的广东,由于工业发展模式和区域合作机制等原因而一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辐射效应,长三角地区则从1990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在快速发展模式下的城市空间格局

快速发展模式让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从交通、建筑体系、住宅空间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建设的设计者们在应时这种变化时,应当注重对功能性和生态性的空间格局构建,并利用空间的拓展减缓城市发展对空间需求的压力,实现城市的和谐健康良性发展.     

基于发展观演变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空间格局调整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平衡发展观→非均衡发展观→非均衡协调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演变,这些变化和调整,对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推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逻辑规律,是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的历史必然.文章提出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称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     

“第三空间”的社区化

社区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第三空间"是人们会面、信任以及相互联系的地方。在社区规划中合理布局和利用"第三空间",有助于社区和谐、可持续地发展,有利于社区居民心理认同、文化需求、便利生活等多方面需求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