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融入全球治理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迫切需要我们采用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来适应这种全球环境。于是，出现了全球治理这样一个崭新的理念。全球治理理念的出现，对政府、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结合我国实际，中国应加快融入全球治理的步伐。     

全球化的冲突

关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状 ,存在不少理论模式 :“历史终结论”宣布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和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 ;“文明冲突论”预言国际暴力活动将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在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 ;“现实主义学派”则坚持认为自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以来国际关系本质上并没有变化 ;“全球化论者”宣称全球化将迫使观点不同的人都看到全球化必将带来和平与民主。这些理论模式给我们很多启示 ,但都难以解释三个客观事实 :第一 ,强权之间的对立 (和小国家利用这些对立的能力 )并没有消失 ;第二 ,如果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正在减少 ,那么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有增无减 ;第三 ,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诸如经济和军事力量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因素 ,而且也取决于国内政治和领导人的个性。在过去的 10年里 ,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是国家内部 (和国家体制 )的分裂与经济。     

基于全球化视角反思全球失衡的根源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社会制度形态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或工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其真实的起点,当前现实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直接导致了当前全球失衡的严重后果,因此,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反全球化的抗争和抵制。究其实质,乃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了维持美元霸权,以便对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漂亮外衣。因此,当今全球失衡的根源乃是基于维护美元霸权的以美元本位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彻底摆脱全球失衡的困境,必须废除当前以美元本位为中心的极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最终实现和谐世界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全球化。     

数字经济与新型全球化: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北大核心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治理体系失序,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形成。在这场变局中,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导的全球化理论也陷入困境,既无法完全解释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趋势,也无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全球化的影响,解决方法是提出超越西方知识体系主导的全球化理论。本文在梳理已有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对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和历史案例检验,提出了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全球化发展需要满足三个要素,即技术革命、大国主导和国际机制,且全球化发展会经历四个阶段,即萌芽期、发展期、巅峰期和衰退期。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将引领新型全球化,当前正处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期。未来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潜能能否充分释放,有赖于能否形成公认的国际机制。中国方面应不断完善国内数字经济的治理机制,持续提高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有策略地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合作。     

全球化与政府治理理念创新

全球化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全球化对政府治理的冲击首当其冲,它将对政府管理带来一系列影响与变革,包括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职能体系的调整、决策体系与政策规制的变革等等。政府要强化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强化管理的权威与合法性,就必须适应时代之需,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治理理念与行为的全方位的转变。     

全球化、经济增长与南北差异——基于KOF指数的实证研究

基于反映全球化水平的KOF指数,选取54个国家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全球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全球化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存在＂倒U型＂关系。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更大的红利,这个结果从实证上解释了Bhagwati提出的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加反对全球化这一现象的原因。基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应该进一步提高全球化水平、同时兼顾经济增长的国内动力因素。     

论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转换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在行使职能时必须有全球视野。在提供规制公共品方面,政府要从国内经济的规制者向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转换,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参与与其他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共同应对本国的和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在提供生产性和分配性公共品方面,政府要从国内产业发展的保护和干预者向国家创新体系的创建者转换,以此促进本国经济为全球经济创造和获取更多的价值;在提供再分配性公共品方面,政府要转换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路,放弃以福利为导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建设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增强国民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的制度分析

在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更多困难,近乎失灵。但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经济治理仍将在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上发挥重要作用。文章聚焦制度分析,以制度在不同国家层面上的协调为研究核心,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涌起的背景下,制度超越国界之后协调更加困难。破解全球经济治理困境要增加大国互信,以促进治理主体合作为中心,以完善和优化治理平台、培育和发展国际组织、加快构建更多经贸规则等为抓手,不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     

经济全球化指数的构建——基于中国行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非一体化、贸易一体化和投资一体化等三个维度出发,利用中国行业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和测度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指数。并且利用中国经济的开放事实进行了拟合检验。     

对当代反全球化运动的分析与思考

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开辟、新大陆的出现以及当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不断融合。经济一体化大大加强,国际政治交流不断深化,文化多样性的增强,无一不是全球化带来的积极效应。然而,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增强,世界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反全球化运动应运而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世界的发展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全球能源互联网背景下国家电网公司全球治理路径设计与优化研究

全球能源互联网背景下国家电网公司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竞争决策机制的本源性、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制度建设的急迫性和利益相关者需求多元性。基于以上挑战和国家电网公司实际情况,从治理模式国际化、治理结构本土化、治理制度现代化和治理措施权变化四方面构建了国家电网公司全球治理路径优化模型,对提升国家电网公司全球治理效率、促进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顺利实施有积极价值。     

恐怖主义的哲学分析

恐怖主义定义是认识恐怖主义问题、从事国际反恐合作、制定国家反恐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是,目前恐怖主义定义的主要动机来源于政治需求,而非学术动机。并且,恐怖主义定义方式本身,无论是功能主义还是从恐怖主义的本质出发,都遭遇严重的逻辑问题。达成一个统一的、普遍有效的恐怖主义定义不仅仅在现实中不可能,而且在理论层面也难以实现。多元化的恐怖主义定义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多元特征,既是学术的,也是客观的。     

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影响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政府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政府职能转化的重要性。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由来已久，政府是现代化的提出者、推动者，又是现代化的实现者。政府如何应对全球化将对我国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市场的支配性，几乎大部分的物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要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政府的工作趋向越来越受到短期效益的影响。政府作为维持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有争取持续发展的部署，要对那些无法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的无形社会资产，特别是那些将对人类社会精神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对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讨论:第一,探讨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与起点,在此基础上回顾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发展历程;第二,从经济全球化这一视点,考察全球经济治理发展的动力;第三,从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两个方面,分析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第四,中国的参与战略。     

嵌入全球价值链:全球化时代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策略

<正> 随着世界经济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再构,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如果实施主动国际化战略,通过全球价值链,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将可以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 一、全球价值链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何谓全球价值链?简言之就是相关企业间的利益联系。它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把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开始,经过研发和生产的不同阶段,交付给最终消费者而获取价值的全过程。一般全球价值链包括研发设计、生产、物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经济环节,它表示在技术、管理、资本、市场、劳动力、自然资源、产品等要素组成的全球经济系统中,在制造、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诸多企业共同完成一种产品或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只从事同一产品某些环节的生产,从而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独立活动的企业间通过利益纽带的联系。形象地比喻,全球价值链旨在企业间连接构成的万维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治理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在全球治理领域,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表现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基于综合实力的不同,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也制约了实力变动后国家的全球治理政策的调整空间。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的难度日益加大。新的形势下,美国需要调整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内顾倾向,回归平等协作的全球治理的基本要求。但由于美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并未改变规则外溢型参与的路径,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将延续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逆势行动。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单纯通过规则内化参与全球治理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推动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改革和引领新规则建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追求。这一过程也将十分漫长,它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持续提升,还要受到既有规则巨大惯性的阻碍。这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上的"制定—接受"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全球治理将由此进入新一轮的激烈竞争与博弈。     

逆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治理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及“美国优先”的宣扬,意在打击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经济及其产业发展,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秩序,是“逆全球化”的新表现。“逆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治理困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当前国际金融治理理念、治理规则、治理主体以及治理领域存在一定的阙如,应从树立“互利共赢”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架构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软法供给等多方面着力,以改变当下全球金融治理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