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治理进程——欧洲与全球治理的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代表着全球治理的转折点。欧洲一直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居于"霸权"地位:欧洲自1945年以来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在二十国集团占据多数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有两大因素改变着欧洲在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第一,欧洲地区一体化(欧洲地区治理)的危机尤其是目前的欧元区危机严重弱化了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第二,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转移"尤其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上升,必然导致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自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三驾马车"之一的身份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一道介入欧元区危机。二十国集团也在欧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前,欧洲和西方通过多边制度介入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治理。但是现在,新兴大国通过加强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历史性地介入了欧洲的经济治理。在未来,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相互治理进程能够进一步促进全球治理的转型。二十国集团已经建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机制,即"相互评估进程"具有启发意义。以此为基础,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可以就形成"相互治理进程"进行谈判。     

“国际秩序调整中的中国与新兴国家:领导作用、制度建构与影响”青年论坛

<正>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新兴大国与中国已逐渐改变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关系,全球的经济平衡、全球治理、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国际决策体系的改革,都有赖于中国和新兴大国的作用。但中国与新兴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范围内可以发挥作用?它们的实力地位是否稳固?它们与发达国家是何种关系?原有的普世价值观、国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还将有效?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否一致?能否在G20机制中发挥协调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有待我们研究的议题。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

互联网及互联网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新兴领域。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与组织正处于转型之中。通过梳理互联网领域的模式变迁与制度动力,窥探治理行为的基本逻辑,能够洞悉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建设动向。同时,重新审视和辨析"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制度战略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的可能路径。互联网全球治理制度的重构应该从观念层面、法律层面和具体组织层面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治理。其中,观念层面是基础,直接决定了互联网治理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制度。互联网领域的公约与条约则是重要的法律保障,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具体负责治理实践的开展。中国要从互联网大国转变为互联网强国,成为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建设,并未雨绸缪地全面思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战略,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蚍蜉撼树抑或聚沙成塔——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传统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

冷战结束后，国际非政府组织虽然广泛参与了全球传统安全治理进程并发挥了不同作用，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路径存在显著的差异。相关研究主要从组织绩效、治理方式与议题属性三方面对全球传统安全治理进行了分析。基于组织能力和治理空间两个变量，作者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传统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进行了案例对比与分析。组织能力主要受组织资源与组织分歧度的影响，而治理空间主要由议题的紧迫度与主导国的意愿所决定。受组织能力和治理空间的影响，协同型治理、说服型治理、竞争型治理和依附型治理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传统安全治理时选择的四种不同路径。冷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冲突中参与治理的权益保护、常规军控、和平建设与核军控四个案例可以检验文章提出的理论假设。随着全球安全议题的不断增加，全球安全治理也亟须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在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实时，既要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又应关注和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多重作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多元发展。     

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一个世界潮流。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既释放出蓬勃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风险。按照什么方式把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较好地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探讨秩序和治理面临的新议题。互联互通改变着国家对权利、责任、利益的看法,主权仍然是良好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善和主权的维护并不是对立的;当前困扰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主要来自分权制衡的对立式制度体系,这类制度体系难以提供稳定一致的全球治理预期,影响到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质量。大国关系治理是任何时期国际秩序的关键环节,互联互通的发展为大国关系从传统对抗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国际政治文化反映着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生态,世界在互联互通的发展中逐步萌生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人文交流和国际关系教育培育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同样是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必须重视的内容。     

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实践

文章阐述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关联性,提出全球经济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内涵、新特征: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正在从一中心向多元化转变;全球经济治理的范围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拓展;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制开始从国际向国内延伸;全球经济治理的两种模式(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逐步走向融合.文章认为,进入制度型开放以后,中国同...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脱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现在面临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全球性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改革的需求将前所未有地强烈。尽管可能遭遇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的"二把手困境",但中国仍然面临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为了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层面的全球治理,本文将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国际规则分为三类:一是现行主要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主要是指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内的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二是正在演进中或可能发生重大变革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主导或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新兴以及通过变革将具备潜在的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治理机制;三是未来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体制与规则,指目前影响力有限,主要由新兴国家倡建和参与,未来发展前景向好的新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作者提出了中国参与应遵循的原则,分别是权责相适原则、利益包容原则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     

布雷顿森林遗产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

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运转至今已有70年。在此期间,国际汇率制度从黄金一美元本位转变为以浮动为主的多种汇率安排体系,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汇率制度选择、储备货币和流动性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理论讨论和政策变化贯穿于这一进程当中,成为重要的布雷顿森林遗产。在此期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在金融领域,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达国家仍在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中处于支配地位,经济格局与金融权力之间形成明显的错配,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不平等。原本以解决收支问题和确保金融稳定为目的的国际金融体系,却在历次危机中无能为力,甚至为持续性全球失衡深埋隐患。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重组和增设多层级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未来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核心内容。这其中,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参与创建新的多边金融机构,既符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也顺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全球发展倡议与新型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发展倡议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之于全球经济治理,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看,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能真正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从理论逻辑看,公共品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全球发展倡议可以有效避免“集体困境”;从现实逻辑看,数字化、区域化、碎片化、近岸化和本土化等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全球发展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需要。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平衡弥合全球发展赤字,协调包容打造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合作共赢凝聚国际发展合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促进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路径包括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完善全球发展倡议下与现有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别层面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等。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情势与中国路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纵观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全球治理主要有三种相互联系却又相对独立的传统模式:主权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治理模式以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治理模式。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网络空间一跃成为一个国家的"第五疆域",呈现出空间规模"无限化"、空间活动"立体化"、空间效应"蝴蝶化"、空间属性"高政治化"等突出特质,预示着或将突破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处于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面临着国家网络主权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网络霸权国与网络大国之间等一系列矛盾冲突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竞争日剧的网络空间里的一个后起之国,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和拓展自身的国家利益,亟须从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几个层面加紧探索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路径。     

跨领域规则互动与全球治理有效性

跨领域规则互动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核心国际规则之间密切关联，在特定议题上存在互动，对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不同领域规则对同一议题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容一致性程度，跨领域规则互动可分为协同型、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四类。在测量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即输出、行为和结果方面，不同类型的跨领域规则互动对特定问题的全球治理有效性产生了不同影响，由此形成一个跨领域规则互动影响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分析框架。根据该框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药品可及性、气候友好技术转让和转基因产品贸易四个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协同型互动是构建全球治理有机体系、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最佳规则互动方式，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正面作用总体上依次减弱；协同型跨领域规则互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并不多见，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较为普遍。这就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有效性提升的一条重要路径，即构建跨领域协同互动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然而，跨领域规则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非线性和因果性的，作者尝试对复杂的经验现实进行系统梳理，剖析规则互动影响治理有效性的复杂机制，期冀...     

后斯诺登时代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网络空间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占有的资源与拥有的能力处于不对称状态,因为这种不对称,数据主权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基于数据主权的能力竞争,已经成为当下国家间能力竞争的最前沿。这种竞争旨在实现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塑造全球网络空间行动准则这两个主要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整体来看,是并行不悖的,尤其是对大国而言。推动这种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体系层面,即全球生产力的深刻调整与变迁。因为如此,这种竞争的出现、发展和加剧都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各个行为体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才能准确把握后斯诺登时代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任务,并形成与之匹配的整体性战略,探索并确立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和需求的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在此过程中,包含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支撑技术与标准、核心资源等实际分配与有效使用等领域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调整,将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领域,也将成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     

“两大倡议”与中国全球治理新主张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主要的风险引爆点有四个:发达国家高利率抑制通胀和债务高企存在逻辑冲突;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助推世界动荡变革;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大国政治和经济领域斗争的融汇点;地区安全危机对世界局势产生消极影响。国际局势的风险点只是表征,妨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即全球发展不平衡、全球治理缺位、国际安全呈现结构性紧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应把握各方面战略机遇,转危为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既包括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发展新主张,也包括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全球安全新倡议,反映了中国在应对全球“四大赤字”上的新理念和新举措。“两大倡议”对各国探索更科学、更文明的发展道路,对执政党探索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必将作出更大贡献,从而彰显更重大、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了巨大威胁,也使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在全球多领域产生了全方位链式影响,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反应迟缓、部分失灵、治理成效有限。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际机制等应对不足、效果不彰。大国领导、大国协调与合作难度加大,未能体现领导作用。各国需要反思如何来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好地确保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各国还需维护和稳定当前的世界秩序,在公共卫生领域形成一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对国际治理制度的更新、补充和替代,加大大国协调与合作力度,加强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赋权和赋能,提升其权威性和行动力,强化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和制度建设,增补新的制度安排,在全球层面结成理念共同体、制度共同体、政策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只有这样,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确保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共同发展繁荣。     

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     

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倡议是现阶段实现人类繁荣发展的中国式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探索。“六大全球倡议”是呼应现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现实需要的根本举措,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秩序合作为平台,是塑造各国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新示范;全球发展倡议以提升“发展”议题为目标,是塑造各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新遵循;全球安全倡议以消除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为规范,是塑造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新思路;全球文明倡议以打破西方文明迷思为前提,是塑造多样文明共同互鉴的新观念;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凝聚共识为基础,是塑造科技发展共同治理的新尝试。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从多个领域共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并提出未来的发展举措。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与作用

由于全球问题的跨国性和复杂性,单纯依靠某一国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新兴的国际行为体,扮演着"施压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在参与治理全球问题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作用包括:积极参与治理全球环境问题,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开展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二十国集团峰会框架下的全球绿色治理

G20峰会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之一，不仅正在引领全球绿色治理进程，而且呈现出以绿色治理引领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新趋势和新变局。通过分析2008—2021年G20峰会框架下全球绿色治理议题及其领导人宣言，探析G20峰会在应对全球绿色治理问题、推动绿色发展进程和统筹推进气候、环境、能源治理等方面的角色与作用，G20峰会通过战略性参与、制度化影响和实践性改造等深刻塑造全球绿色治理进程，在大国战略竞合、百年大变局等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深化G20峰会框架下全球绿色治理进程的大国作用，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