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与工业生产率增长：东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曼奎斯特—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0-2007年东部工业在考虑SO2和不考虑SO2排放情况下的效率、生产率增长及其成份的增长率,并且估计出了环境管制给企业带来的成本。结果发现：上海和广东处于生产前沿;考虑SO2排放后,生产率增长率下降;天津的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最高,北京环境污染管制的成本最高;FD I投入、国有企业比重、资本劳动比、废气治理投资和环境管制成本对生产率增长都有显著影响。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

<正> 一、引言 如何评价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和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不但为中国经济学家所关注,而且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经济学家的兴趣。可以看到,始终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改革的成就持怀疑态度,这表现在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的外延增长模式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增长模式转变的争论上。近来新的研究表明,和人们曾设想的相反,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更多的是依靠储蓄、投资,而不是依靠生产率的提高(Lau and kim 1992;Young 1994;Krugman 1994)。这些研究似乎加重了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的怀疑。特别是中国国有工业生产率与自身相比以及与集体工业相比究竟有没有提高的问题尤其引人注意。     

中国地区工业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一、地区工业竞争力测定方法本文提出一种地区工业竞争力测定模型。该模型由三部分组成 :1.产品销售率因子 (A) ;2 .增加值率因子 (B) ;3.生产率因子 (C)。这里 ,以某地区 (用 i表示 )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竞争力为例说明 ,模型具体形式为 :αi =Ai × Bi × Ci (1)式中 :αi 为地区市场竞争力系数 ,Ai、Bi、Ci 分别为 i地区产品销售率因子、增加值率因子、生产率因子 ,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Ai =i地区工业产品销售率 /全国工业产品销售率 ;Bi =(i地区工业增加值率 /全国工业增加值率 ) -1 ;Ci =i地区工业综合生产率 /全国工业综合生产率。模…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0-2012年

本文对一个非径向非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拓展,使其能兼顾投入过量松弛和投入不足松弛.通过该模型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分析了中国20002012年环境约束下30个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对其收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低,增长粗放的特点依然非常明显;工业技术效率改善缓慢,技术进步是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各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扩大了;如果忽视环境约束,会导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高估;人均收入水平、资本积累、对外开放程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工业生产绩效:1998-2007——基于细分行业的推广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

文章利用推广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1998-2007年36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估计了我国工业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结果表明,较高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制度、较大的产业规模和较低的能源消耗均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我国工业生产效率是存在波动的,而且行业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全要素生产率是在波动中增长的,2003年是其峰值;行业规模与生产效率表现出了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关系,而与全要素生产率却呈反方向变化;总体上,我国工业TFP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但各行业TFP增长的源泉差异巨大.     

吸引企业进入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政府补贴与地区生产率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表明,地区层面的政府补贴强度与该地区的新企业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政府补贴在吸引企业进入上并不是有效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建立一个两地区的经济地理模型研究了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生产率对政府补贴强度以及企业进入决策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相较于生产率低的地区,生产率较高地区的地方政府设定的补贴强度会更低,但企业进入数量会更多。基于1998—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中国地级行政区层面数据,本文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生产率越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强度确实越低,但企业进入数量反而更多。进一步研究表明,如果不控制地区层面生产率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政府补贴会抑制企业进入数量;但如果同时控制地区层面生产率和政府补贴对企业进入数量的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进入的作用不再显著。由此可见,以地区生产率为表征的市场力量这只无形之手,而非以政府补贴为表征的行政力量这只有形之手,才能吸引企业进入。     

污染产业转移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污染产业转移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基于考虑环境因素的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西部11个省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随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以及其他因素对于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增长率呈现递增趋势,但各个省份工业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技术进步是推动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忽视环境因素低估了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另外,污染产业转移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环境治理投资、研发投入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占比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率显著负相关。     

城镇化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集聚效应还是拥挤效应?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ACF方法估计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比较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发现:虽然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平均生产率低于东部地区,但是其增长速度却要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趋向缩小。再利用省级层面的城镇化率指标,实证分析了城镇化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过程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还能通过集聚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然而该集聚效应却随城镇化水平提高而递减。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城镇化过程因交通设施滞后明显表现出拥挤效应,抑制企业生产率提高。城镇化只有同时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交通供给,才能缓解东部地区的拥挤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     

创新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创新政策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着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率水平,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表现为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扶持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第二,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上是互补的,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度越强的地区,研发补贴的增加越有利于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为明显。因此,选择适宜的创新政策组合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

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1998年和2005年中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我们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多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率的改变所驱动的;第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生产率表现有何差异,包括对国有企业和各种非国有企业的比较;第三,我们探讨了沿海、东北部、中部和西部等四个主要经济区域的生产率水平是否存在收敛的问题。我们发现企业进入和退出样本对生产率增长有着特殊的影响。在1998年至2005年间,这种进入和退出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加快了内陆省份生产率对沿海地区的追赶。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

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1998年和2005年中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我们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多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率的改变所驱动的;第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生产率表现有何差异,包括对国有企业和各种非国有企业的比较;第三,我们探讨了沿海、东北部、中部和西部等四个主要经济区域的生产率水平是否存在收敛的问题。我们发现企业进入和退出样本对生产率增长有着特殊的影响。在1998年至2005年间,这种进入和退出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加快了内陆省份生产率对沿海地区的追赶。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00—2010——基于参数共同边界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参数化共同边界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环境约束下2000—2010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证结果表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不仅绿色发展效率高,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更加贴近潜在水平;总体上,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进步的,而中西部地区却表现出负增长的现象,东部地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表现皆优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的分解结果显示,纯技术进步成为了推动我国绿色全雩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纯效率变化的贡献较小甚至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消极的作用;从纯粹技术追赶来看,东部地区的生产技术不断靠近潜在生产技术,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生产技术愈发落后于潜在水平的趋势;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三大区域都表现出技术发展空间不断压缩的现象。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广东省三次产业和各市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利用"偏离—份额法"分解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并发现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尤其是静态转移效应;而内部增长效应在多数阶段都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所带来的不管是产业结构还是空间结构的改变都表现出了"结构红利"现象,而资本表现出的"结构红利"不明显,甚至还产生了"结构负利"。     

企业演化: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本文从企业动态演化的视角,对"十五"前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来源进行考察。通过采用企业微观数据,结合BHC方法①和偏离份额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和资源重新配置在工业生产率变动中的作用,为转轨时期工业生产率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解释。本文发现,在考察期内,工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速都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存活企业生产率水平最高,进入企业生产率增速最快,退出企业无论是水平还是速度都处于最后。对于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存活企业的技术进步贡献占近一半,而企业演化导致的资源重新配置贡献占另外一半,说明企业演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是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揭示出以建立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制度改革及新上投资项目对现阶段经济增长质量的意义。从长远看,随着我国在转型过程中制度潜力的趋弱以及产业发展趋于成熟,增强存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步伐,则是实现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制造业企业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分析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总体和分行业两个方面检验中国工业企业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出口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负相关.造成出口效应不显著的原因除了中国尚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外,还与中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加工环节大都处于劳动密集型而且技术含量不高的水平、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不高有关.因此,中国如果减少加工贸易的出口,便可以在不影响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降低外部需求.     

山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动趋势研究

以山东省全部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8—2011年山东省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1998—2011年间山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了13.3%。山东制造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技术进步的提高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因素,而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阻碍作用。     

创新抑或资源再配置：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总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以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政策(两控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三重差分法从企业间和企业内两个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加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提高了控制区内重点治理行业的总生产率水平,但是并非通过创新补偿发生,而是通过优化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机制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并且加强环境监管力度能使政策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源再配置的作用。微观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两控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滞后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两控区政策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概率,促进劳动力、资本和补贴收入向高生产率企业再配置,扩大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了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研究还发现,两控区政策提高了非控制区重点治理行业的市场进入率。     

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再探讨,具体研究了出口企业是否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企业在做出口决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机制以及出口行为本身是否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显示:当用TFP衡量生产率时,企业出口决策中存在自我选择机制,因此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相对较高——这与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预期结果一致;当用劳动生产率(人均附加值)衡量企业生产率时,则"生产率悖论"存在,即出口者的生产率反而较低;当企业刚进入出口市场时,其生产率会经历短期的快速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在整体上是负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