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对工资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匹配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微观数据,将中国出口增长从产品层面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检验了出口增长的不同边际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对工资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出口工资溢价主要来自扩展边际。这一结论在剔除异常样本点、对出口增长从企业层面进行分解以及考虑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的检验中都是稳健的。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资水平的机制探析

文章利用2005~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OFDI行为与工资水平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方法比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显示:OFDI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OFDI企业;企业OFDI对工资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市场原则在OFDI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占主要位置,不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OFDI对工资影响更小;OFDI企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生产率效应、劳资利润共享机制以及海外子公司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     

集体议价是否改善了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抽样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中的工资决定因素,并对集体工资议价协议是否对工资决定产生作用给予了特别关注。研究发现: 整体而言,集体工资议价对于工资决定的影响存在所有制方面的差异,在国有企业当中的作用显著大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工会的存在与否对集体工资议价有一定的影响,且对职员的影响大于工人。此外,我们还发现员工的教育水平、培训投入、工作经验和本地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工资水平等因素对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员工的教育水平对工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职员工资上,而工作经验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工人工资上。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外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影响分析的理论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对整体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工资结构的影响比较明显；(2)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对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影响较小，甚至是负的影响；(3)外商直接投资投入比例越大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越高，而国内企业的工资水平越低；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对不同行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也明显不同；(4)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提高有显著贡献，而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缓解国内收入差距，提高收入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民营经济破局"出口低端锁定":互联网的作用

民营企业是中国出口贸易主力军,然而其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较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不高。文章从互联网视角探究其对民营企业出口升级即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的影响。首先,依托于理论模型揭示互联网影响民营企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机理。其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合并数据、倾向得分匹配和离散选择模型,验证理论命题并量化估计互联网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互联网从总体上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升级。对于出口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所属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纯粹一般贸易企业和处于低市场分割度地区民营企业,上述促进效果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互联网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升级的重要影响机制。此外,互联网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升级的持续。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民营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依据,为国家引导民营企业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高等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等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高等教育质量对外资企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本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我国东部地区企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企业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高等教育质量会通过增加企业生产率和提高技术创新两个渠道来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采用面板数据混合估计方法（OLS）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显著提高了总体的工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总体工资水平上涨0.148个百分点;第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工资分布群体具有异质性影响,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要大于高收入群体;第三,最低工资标准对男性、国有部门和高技能群体的收入弹性分别大于女性、非国有部门和低技能群体的收入弹性。一方面,政府要意识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对收入分配的积极效果,也要注意对总体工资水平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非国有部门政策监管相比于国有部门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此外,在低端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无需过度顾虑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削弱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     

“凿空之旅”泽万民:“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基于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内整体上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份额。考虑企业所处地区、行业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后,结论仍然稳健。具体而言,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了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母国职工工资份额。此外,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向性,母国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得以显著提升,但对于母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影响不显著。文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通过"生产要素需求创造"和"生产要素需求替代"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间接效应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工业企业ODI与工资的关系。本文利用Dealogic及FDI Markets数据库中2003-2017年12623家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考虑行业异质性的影响差异,在34个全行业的层面上进行跨时期和分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ODI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先扩大后缩小,呈"倒U型"趋势,但当前阶段缩小的影响仍小于扩大的影响。中国ODI通过"生产率效应"间接扩大了国内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并且影响具有时滞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间接扩大了国内行业间工资差距,但影响呈收敛趋势。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ODI总体上呈扩大影响,而资本密集型行业ODI总体上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影响。34个细分行业中,有24个细分行业的ODI当前处于扩大国内行业间工资差距的阶段。但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行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     

“柯达”与“苹果”——企业的创新哲学

"苹果"公司如日中天之时,恰是柯达公司破产之日。不同层面的创新造就了两家企业的不同命运、中国企业需要的,是宁如苹果般缺少一块却意犹未尽的创新诉求,而非柯达般"咔擦"一声间的绚烂瞬间。     

晋商与汾酒文化的回顾与展望

在第二届汾酒文化节期间,晋商与汾酒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4日在山西汾酒集团公司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近40人参加了大会,提交论文40余篇。杏花村的酿酒历史可追溯到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已受到帝王贵族的极力推崇。明清晋商的崛起与发展,对汾酒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汾酒也为晋商的活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晋商与汾酒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旨在进一步挖掘晋商文化、汾酒文化,提升汾酒文…     

“角色冒险”与“返祖”情结

杰克·伦敦是20世纪初在世界文坛上颇具影响的一位美国作家。他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以出卖体力为生,后来逐渐成为现实主义作家。     

“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

一个长期困扰着经济学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新古典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都是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是相同的，因而这两种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能使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其得到的报酬，即生产要素的报酬（价格）决定于其技术性质，而和采用的生产方式无关，这就使新古典经济理论成为超越任何社会形式的绝对真理。本文试图说明，资本不仅代表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而且还代表着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而后者在分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决定于资本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决定于资本的技术属性。     

给自主创新更多的"沃土"·"雨露"·"阳光"

3月28日,春光明媚的北京迎来了200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隆重举行,2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分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300多个奖项。我们向所有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项目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连续6年空缺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更是"花落两家",这充分表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得到了喜人的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及高新技术产业化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各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与“道”

俗话讲：穷则思变,富而思进。“穷”与“富”是两种不同的状态,而在小同状态下产生的思想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先生指出,时势生思潮,思潮造时势。对于时势总体状态的把握是思考的结晶,称之为“思”,将这一成果转化为改造推动时势的方法与途径,称之为“道”。     

谈谈"三新"与"四化"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在阐述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问题时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体制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这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客观现实要求的深刻反映和高度概括,充分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政治品质,规定了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重要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巨大变迁之中。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认识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可以说,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将是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主题。     

“百年老店”重庆钢铁“死而复生” 宝武集团将成实控人

迁厂—亏损—重整—摘帽,近年来,百年企业重庆钢铁(601005.SH)的发展之路走得颇为坎坷。经过2017年的司法重整,重庆钢铁总算扭亏为盈,这其中,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武集团”)功不可没。重庆钢铁目前的实控人是四源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四源合投资”),其背后正是宝武集团。     

"固体废弃物"与"再生原料"概念辨析

分别就《巴塞尔公约》、日本和我国对“废物”定义进行了分析，建议将“waste”翻译为“废弃物”，用“refuse”指代“废物”或“垃圾”；明确了“再生原料”（secondary materials）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称谓——“再生原料”、“可以作为原料的废物”和“可循环资源（recyclable resources）”。根据“废弃物（waste）”的性质将其划分为“再生原料（secondary materials）”和“废物（refuse）”。对再生原料要进行回收再生循环操作，使其成为再生材料，最后流入市场；对于“废物（refuse）”，则按照环境法规，最终将其以填埋、焚烧等方式回归到自然环境中。     

对“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思考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教授的长篇文章,提出了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舆论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比较研究"北京共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30年来改革和发展的经验,继续稳步前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发展也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或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