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扩张剧烈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农地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其数量和质量的特征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途径入手,基于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有限分布滞后模型,并应用北京地区1987-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北京市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显性贡献率为8．42S,表现在每年农地非农化产出弹性系数达0．0659,滞后期为三年。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隐性贡献率为24．73％,表现在其对催生非农劳动力的弹性系数达0．0465,滞后期为2年。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地非农化的外部性分析

农地除了具有生产功能外,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同时还具有生态的、社会的功能,而在土地市场上的土地价格中仅仅反映了前者,后者却没有得以有效的体现,而土地产权制度也无法提供一种农地有效保护的激励。因此对于农地保护而言,斯密所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有效地配置土地以达到社会最优。从农地保护、农地转用和土地征用三个方面分析了外部性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适度性研究

贵州省农地非农化程度不在最适度的区间里,贵州省应争取政策支持,统筹规划耕地保护与基本建设用地指标管理,突出县(市)在农地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对县市或乡镇进行适当合并,以增加县级政府对城乡建设的统筹空间,发展特色产业,走农村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粮食安全

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所带来的耕地快速流失,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本文基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1985—2010年中国耕地的流失与粮食净进口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3个粮食主产区是耕地快速流失被迫调整的结果。城镇化对土地的刚性需求固然是耕地流失的主要原因,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偏向发展战略却加速和放大了这一结果。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和行政管理方式,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耕地违法开发上的政策博弈便会继续延续,只有将其置于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框架加以补偿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据此,本文提出了以土地发展权推进主体功能区和耕地保护的政策工具。     

天津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趋势及效果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天津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形成农地非农化趋势。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反映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高低。通过运用C—D生产函数,对1996—2009年天津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的实证分析表明,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作用不大,今后应在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上下大功夫,立足盘活存量建设用地,避免农地的过度非农化。     

中日农地非农化政策的比较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一种全球现象,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中日两国不同时期农地非农化政策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加强经济性调控,使政策与区域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点相符合.     

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与农地非农化研究

本文在考察中国农地非农化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市场结构及其价格形成机制,认为中国土地市场结构不合理及其价格扭曲是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原因。形成这种土地市场结构的深层原因则是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和土地管理体制不完善。我们运用苏南G市的数据对土地市场发育、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体制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推理。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政府驱动——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以上26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变量的基础上发现各地房地产开发、以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提供为内容的城市竞争形成了农地非农化的压力;高校园区扩张、开发区热和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是城市化土地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递增作用.这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分地区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中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显著,西部地区表现出房产开发和高校园区的扩张驱动.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

基于土地发展权概念建立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论模型,并以广州市为例进行了模拟研究。研究认为,农民应获得土地增值中的农地发展权收益,政府应获得市地发展权收益,开发商应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下的土地开发资本投入收益。农民、开发商和政府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理想比例是农民约占25%—30%,开发商约占15%—20%,政府约占50%—55%。以农地发展权的平均价值作为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的依据不仅体现了补偿公平原则,也符合通过市场机制对被征农地进行补偿的制度改革方向。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应循序渐进地推动我国农地非农化制度改革

首先,把农村宅基地非农化制度作为整个农地征收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住宅在农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远次于农业用地,彻底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不会影响农民正常生产和生活;住宅是农民最大财富,农业发展     

我国城市边缘区农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分析及风险预测

土地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本文围绕实物期权在风险投资决策中的应用,揭示我国农地实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机理,研究农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定量分析途径。同时,基于中国1996-2011年的全国和四大直辖市数据,实证分析主要驱动因素对其周边农地实现用途转变的风险程度。研究表明,考察的数据样本(全国和直辖市类别)都面临着相似程度的系统性风险,但城市间的非系统风险存在较大差异;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趋向于具有更大的区位溢价。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本文将为政府制定解决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矛盾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对支撑城镇化发展和引导城镇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过度非农化背后的地方政府行为机理研究

农地过度非农化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无疑是造成当前农地过度非农化的重要主体.本文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具有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现实途径.因此,要遏止农地过度非农化,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促使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割断它的现实途径.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将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判别驱动地方政府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中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则表现为发展驱动型,发展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制度收益。中央政府要达到控管农地非农化进程的目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经济管理手段来约束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违规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引导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节约与集约利用非农用地。     

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收集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的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是导致大中城市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需求关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对中等城市而言,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才是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     

GDP、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非农化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耕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耕地被非农建设挤占的动态演变过程,亦即耕地的非农占用。江苏省耕地面积减少途径主要有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非农化）等。相较于其他途径来说,耕地非农化具有难逆转性和阶段性两个主要特征,因此,对江苏省耕地非农化过程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江苏省耕地资源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农地非农化与碳排放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我国31省(市、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算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而言,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碳排放量,但也存在区域差异,从样本考察期来看,中、西部农地非农化现象显著地增加了碳排放。但对东部地区来讲,从整个样本期来看,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但是近年来该地区农地非农化增加碳排放的趋势却逐渐减缓。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农地边际化对丘陵山区经济与环境的影响——以湖北省通城县为例

基于农户调查数据,结合相父统计资料,采用综合指数与回归分析等方法,以地处江南丘陵山区的通城县为例,探讨了农地边际化对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地边际化会导致农地利用经济效益降低、区域种植业产值减少、农民从种植业中得到的纯收入减少;②农地边际化促进了农民非农收入增加和边际农地的退耕;③农地边际化会使一些丘陵山区从农村景观演变成半自然景观.     

我国农地非农化问题讨论综述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的加快,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即农地非农化或农地转非)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大,由此引发了诸如征地制度、征地收益、补偿标准、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农地非农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现将近年来有关农地非农化问题的讨论做一综述,以飨读者。     

农户兼业对农地利用效率与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荆门市为例分析

农户兼业经营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在我国,农户兼业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但对农业本身的发展却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降低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的利用率,同时也障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兼营农业是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