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BM模型的科技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份2009—2017年相关数据测算了各省份(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结果表明:整体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变化。东部省份(地区)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西部省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较大,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变化。进一步通过Tobit回归显示政府支持、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三大经济区域科技实力分析与评估

中国东部地区的科技财力投入和高新技术产出水平省际差距都比较大,几乎所有中、西部省份的科技财力投入和高新技术产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财力投入水平与高新技术产出水平密切相关;科技人力投入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三大经济区域的科技人力投入呈现明显的梯度变化态势。     

我国中部地区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效率评价

文化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提高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效率有利于实现区域创新协调发展。基于2012-2014年中部地区文化制造业创新活动数据,构建了我国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Malmquist模型对各省份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动态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呈倒“U”形发展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稍高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6省文化制造业创新发展水平并不同步,创新效率聚类分布差异较为明显;技术进步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相互影响,导致各省份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     

金融发展支持省域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相关指标数据,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发展水平,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最后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得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呈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阶梯状排布。金融发展有效支持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且东部地区支撑效应更为显著。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资金融通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此外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通过风险分散、信息传递和市场监管机制促进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对此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建立协同的金融发展环境。     

网络融合下的中国电信业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网络融合深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出发,采用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下研究了中国电信产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电信业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地区省份排名比较靠前;而规模效率普遍较高,且差异较小。在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网络融合对我国电信业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价格规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市场规模和电信业重要程度等宏观经济因素也从不同方面对我国电信业的效率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西部地区能源效率:趋同、节能潜力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西部地区能源丰富,但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且能源效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为此,本文以能源效率为研究对象,刻画大开发以来西部能源消费的洛伦兹曲线,同时考察能源效率的变动趋势和趋同性,并测度节能潜力的大小,最后回归分析了影响能效的因素.结果表明:(1)西部能源配置有所偏离,配置方式需加以改进; (2)西部能效与东部领先省份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变动存在趋同性;(3)西部大部分省份节能潜力较大;(4)考察期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能源价格提升、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和政府的有效引导与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而研发投入和对外开发程度的影响相对复杂.     

基于人民幸福感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本文从五个维度(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及三个成分(即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出发,构建基于人民幸福感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和2012—2018年间数据,估算我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共同富裕指数。结果显示,共同富裕指数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东南沿海省份靠前,西部省份靠后;从共同富裕成分看,东部地区和东南沿海省份的发展性(即富裕成分)和可持续性成分较好,南方比北方更具可持续性,而在共享性(即共同成分)方面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排名靠前。此外,模型估算证实了本文所构建的共同富裕指数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并识别和分析了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     

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及其区域动态差异——基于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以全国31个省份为样本,选取评价指标,构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动态和静态分析模型,综合评价各区域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与区域差异,实证检验我国生态文明的效率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2011—2017年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资源配置效率以年均0.03%的速率下降;在四个区域的排名上,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靠后,各区域内部的省份之间差异明显;在区域动态变动趋势上,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的提升空间和后发潜力最大,东部和东北地区上升趋势较弱,中部地区整体呈下降态势。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演化与影子价格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在科技活动方面的投入大量增加,如何评价其产出效率并发现约束科技活动效率提高的瓶颈因素,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运用Malmquist-DEA指数法对2009-2012年内地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影子价格法对约束创新效率提升的瓶颈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FDI在我国存在知识溢出正效应,当增加FDI投入指标时,创新效率值得到帕累托改善;②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梯度特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率高,中部地区效率低;③金融危机后,24个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技术进步实现的,而内部资源配置与科技管理水平基本不变;④制约企业科技创新效率提高的瓶颈要素是R&D投入,科研机构与高校的R&D投入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测度及时空动态演进

本文基于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全面测度2009—2018年我国软件产业效率,并采用条件Kernel密度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揭示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软件产业效率整体较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该差距逐步扩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整体上我国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不存在空间集聚;东部地区内部省份间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份间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实现我国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进一步增强软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各地区继续挖掘优势并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软件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我国三大区域科技差异解析——基于回归分解方法

区域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结合1997-2007年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解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科技差异进行分解,量化了相关决定因素对空间科技差异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造成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科技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地区间禀赋差异,而造成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科技水平差距的因素则由地区间禀赋差异和投入要素的边际影响共同决定;通过市场化调整促进区域科技协调发展,对中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明显,对西部地区则效果次之。     

我国工业区际转移对区域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人们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开展较早,但是较少有人研究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承接地技术效率的影响。文章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来代表相对产业转移,以1990—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产业转移对地区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份,其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的上升会使其技术效率恶化,但是位于西部地区省份的效率水平会随着比重的上升而提高。     

中国城镇化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6—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在测算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探究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较高,该地区部分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已处于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仍处于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即绿色经济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下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和环境政策从不同方面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中国省际能源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能源效率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现象,能源利用效率高的省份几乎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能源利用效率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技术进步、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能源价格、制度因素等都对东部地区能源效率改进有积极作用,而中部地区同样因素的影响较弱,西部最小;制度因素对西部地区(除广西、重庆、四川外)大多数省份能源效率改进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超效率SBM-Malmquist-Tobit模型

以2011—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对各省市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效率总体水平提升显著，受技术进步效率影响更大；地区分布上呈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征，且各区域之间差异较大。进一步通过Tobit模型对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发现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认知程度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通过解析导致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与程度差异的内在原因，发现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中存在较严重的资源配置和管理问题。为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仍需要从资金投入、人才管理、成果转化、产权保护和科技监管等方面发力。     

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指数，采用广义矩估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且存在金融效率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两条实现路径；金融科技对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强；地区策略选择具有差异，如东部和西部地区可选优化营商环境、中部地区可以选择提升金融效率。基于此，提出规范企业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宽投融资渠道等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基于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进而对网络结构特征及网络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东部地区效率增长相对平稳，中部地区增长较大，而西部地区下降较为明显。(2)中国已形成一个结构稳定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网络关系数、网络密度波动增长，网络效率不断下降，但仍具有较强的小世界性。(3)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明显，上海、北京、浙江处于中心位置，中介作用显著，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偏远省份处于边缘位置。(4)四大板块内部联系稀疏，板块间联系紧密，溢出效应较强。(5)相邻矩阵、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矩阵、开放程度差异矩阵显著正向影响空间关联，而地理距离、知识基础差异矩阵显著负向影响空间关联关系的建立。     

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采用SBM超效率模型,对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电力行业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并开展空间差异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效率还比较低;呈现出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的走势;各年度不同省份的电力行业环境效率差异显著;且存在空间依赖性.通过Tobit回归实证显示: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显著性差异;经济规模水平、电源结构、技术水平、燃煤效率对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人口水平对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效率具有反向作用.最后提出了提升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效率的政策建议.     

所有制歧视约束下的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研究

将所有制歧视约束纳入科技金融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假定科技金融活动中“过去掌握的技术不会遗忘”，运用Sequential DEA Malmquist方法，对2000-2014年中国省域和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科技金融效率进行了估算和异质性考察。结果表明：①未考虑所有制歧视约束下的测算会出现显著高估，不能反映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的真实水平；②区域层面考察发现，科技金融效率增长速度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且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提升；③制造业细分行业考察发现，整体科技金融效率稳步提升，但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提高，技术效率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非常大，与中低技术制造业相比，中高技术制造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约束更为严重，可能的原因是存在“双重挤出效应”。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支出效率评估——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测算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在产出指标中引入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测算出201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专项债务支出效率变动及其分解情况,分析发现:整体来看,2014-2019年间全国30个省份专项债务支出效率略有下降且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分地区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专项债务支出效率基本不变,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有所下降,且技术退步是影响专项债务支出效率的主要原因;从各省份效率绝对值变动来看,东部地区有6个省份TE值提升明显或在较高水平稳定,大多数中西部省份效率绝对值较低.根据结论,本文提出了不断提升专项债务支出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专项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建立系统全面的专项债务监督机制等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