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开放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与效应研究

在理论上探索了金融服务开放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后,采用动态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76个国家1999—2017年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服务开放在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通胀率上的门槛效应显著。进一步比较跨境资本流入门槛及影响作用大小时发现,初始可按FDI流入、股票组合投资流入和债券组合投资流入的顺序开放;扩大开放后,可按债券组合投资流入、股票组合投资流入和FDI流入的顺序管控。     

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及路径研究

文章基于70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开放资本账户的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国别差异,高收入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增长效应显著大于中低收入国家。在引入制度质量、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开放度和金融发展5个初始条件指标建立动态门槛模型,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初始条件较低时资本账户开放不利于经济增长,当初始条件越过门槛值后,资本账户开放表现出积极的增长效应。结合跨境资本异质性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发现开放直接投资的门槛最低,经济效应最大;开放债务投资的门槛最高,经济效应最小;开放股权投资的门槛效应介于前二者之间。经验分析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以及路径提供了参考。     

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基础条件分析

一国的初始条件对资本账户开放效应有显著门槛作用,文章构建反映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综合影响的经济基础条件变量,通过跨国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基础条件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不仅存在门槛效应,而且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的不匹配也不利于发挥资本账户开放的积极效应,同时门槛值在不同阶段是动态变化的,存在着逐步上升的趋势,因此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条件不应静态看待。我国晚一步开放会提高对国内金融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的要求,因此要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成本进行考虑。在提高经济基础条件并推动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应制定经济政策和建立资本流动管理框架来规避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风险,并在实践过程中与对外开放政策进行相机调整。     

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文章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从制度环境视角实证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放松管制对货币国际化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第一,在考虑制度环境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当制度质量较低时,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利于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由负变为正;第二,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放松管制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方向不同,且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这一影响效应的变化也各不相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形下,直接投资开放程度的提升不利于货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制度环境的改善则可以降低这一负向效应甚至可能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证券投资开放程度提升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与直接投资相反,而金融衍生品投资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中国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不断加强国内制度环境建设,保持制度质量的提升与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相协调、相匹配,同时审慎放松对不同类型资本的管制。     

证券市场开放与金融稳定关系理论分析

东道国由于资本短缺开放证券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导致跨境证券投资资本中小主体规模(不稳定、流入形势易于反转的次品)比重越来越大,资金量大的主体的规模(相对稳定,便于政府管理)的比重降低,从而导致跨境证券投资资本的单个主体规模在下降,也就是说证券市场开放后金融市场不稳定隐患在上升。随着东道国采取政策措施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况,跨境证券投资主体的小资金主体增长幅度相比于大资金主体的资金增长幅度在下降,从而导致小资金主体资金在跨境证券投资资本中比例下降,东道国的金融稳定程度得到提高。     

短期跨境资本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在全球"负利率"背景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不断下降,跨境资本大规模、聚集性流入流出已成为常态,容易造成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失衡,致使输入性风险跨市场传染。文章构建TVP-VAR模型,就2008年以来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对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短期跨境资本对汇率、股价和债券收益率的动态影响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受到监管新政及国际重大事件的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在不同时期存在对短期跨境资本的"虹吸"和"互替"效应。最后文章提出审慎有序开放金融市场、完善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的国际监管合作等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运用PSTR模型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137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效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1)跨境资本流入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促进作用,而跨境资本流出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而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效应逐渐加强;(3)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显著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金融开放对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企业2003—2016年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研究了金融开放对不同层次实体经济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结果表明,扩大金融开放显著降低了二者之比,但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显著不同,其中对农业、建筑业和其他行业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负向影响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再次是除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以外的其他服务业。同时,金融开放引起的资本跨境流入对二者之比的负向影响大于资本跨境流出的影响。另外,金融开放与金融资产收益率、经济不确定性对二者之比的负向影响具有相互强化作用。为此,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需慎重监管和审核资本跨境流动的去向及用途。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FDI）偏爱谁？

世界银行的《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的挑战》最近指出:以前的分析表明,外资的流入能补充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资源的不足,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投资得到增加。FDI(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带来外汇,这些外汇增加了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流入项。跨国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的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恶劣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进而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而后者往往制度环境较为恶劣,制度风险比较突出。本文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对中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8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2002～2015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并分类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因子,包括传染因子、国际金融因子、经济基本面因子、国内金融制度因子、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及汇率因子等,再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的影响。据此,重新考察和评估危机前后各层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作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看,文章选取的七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传染因子是第一主因,其次是国内流动性因子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因子,最后是国际金融因子和汇率因子等。（2）从分解部分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影响FDI流入的主因,但国际金融因素影响不容忽视;跨境证券组合投资更易受汇率、利率以及国际风险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且不敏感于国内流动性宽松与否。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对跨境银行信贷影响程度较高,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预防风险。（3）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各个影响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程度加深,国际金融因素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作用逐渐增强,凸显了危机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的隐患。     

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8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2002~2015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并分类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因子,包括传染因子、国际金融因子、经济基本面因子、国内金融制度因子、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及汇率因子等,再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的影响。据此,重新考察和评估危机前后各层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作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看,文章选取的七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传染因子是第一主因,其次是国内流动性因子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因子,最后是国际金融因子和汇率因子等。(2)从分解部分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影响FDI流入的主因,但国际金融因素影响不容忽视;跨境证券组合投资更易受汇率、利率以及国际风险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且不敏感于国内流动性宽松与否。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对跨境银行信贷影响程度较高,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预防风险。(3)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各个影响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程度加深,国际金融因素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作用逐渐增强,凸显了危机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的隐患。     

金融发展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论文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指出,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和融资效应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两种效应的作用相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所产生的融资效应要大于竞争效应,且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系效应,只有当行业的融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这一促进作用才存在。另外,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明显。     

俄罗斯金融体系风险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初探

近20年来,俄罗斯频繁发生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特别是2008年和2014年金融账户逆差均超千亿美元。该文回顾了俄罗斯这两次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对其金融体系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体系风险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出可能引发外汇市场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和股票市场风险上升;跨境资本流出对金融体系冲击的强弱与前期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减弱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文章研究了在开放经济下,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降低由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投资过热导致的金融失衡、社会福利损失,并着重分析了在不同违约概率条件下,如何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累积,而后通过一个四变量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以及金融杠杆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对国内金融部门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常规时期,应当以针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而在危机爆发时期,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同时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的371笔海外并购交易数据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中国企业到该国并购投资,具体来说,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政治民主度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基于细分企业所有制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但对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区位选择没有影响。据此,文章建议及时更新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关信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预警体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助机制,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