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整理政府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告、文件等信息构造宏观审慎政策指数，结合企业财务数据、实际贷款数据和年报文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对实体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会降低实体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信贷和预期引导是主要传导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刺激效应。     

“双支柱”调控框架、影子银行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越紧缩,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越强,且同一方向的两种政策具有相互加强效应;不同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应存在差异:两项政策同时紧缩的抑制效应最强,货币政策紧缩而宏观审慎政策宽松的调控效应次之,货币政策宽松而宏观审慎政策紧缩的效应稍弱,两项政策同时宽松效应最弱;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遏制影子银行的扩张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     

金融稳定与外部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以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价值比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执行变得更加频繁。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加深,一国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即产生了溢出效应。本文以紧缩性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贷款价值比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溢出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构建溢出指数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讨论;最后,检验了中国的金融稳定对外部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部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其中,存款准备金率的溢出效应要大于贷款价值比。第二,中国的金融稳定会对外部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效应产生影响。其中,信贷和房价的变化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溢出效应成反向关系,与贷款价值比的溢出效应成正向关系。由此,本文认为中国应该重视外部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并积极参与国际宏观审慎政策协调。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双支柱”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差异化影响和协调作用

为研究“双支柱”政策对不同风险水平银行的政策效果,本文基于我国59家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年度经营数据,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度量指标,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风险水平下银行风险承担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宽松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可显著降低中高风险水平的银行风险承担,但对低风险水平银行作用不明显;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高风险银行中存在政策协调性,且这种协调作用在地方性商业银行中更加显著。因此,我国应加强对低风险银行的关注,弥补政策漏洞,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来自我国276家商业银行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9年我国276家商业银行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GMM广义矩估计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基于银行杠杆率和货币政策视角进一步分析其潜在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立场会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衡量指标的影响不尽相同且受到银行杠杆率的影响;银行异质性对宏观审慎政策效果产生了显著的不同影响,“双支柱”调控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冲突,适度的宏观审慎政策会缓解货币政策立场对风险承担的冲击。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美元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对提高我国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防止跨境资本大进大出、汇率大起大落，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意义重大。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包括跨境资本流动、全球原油价格、我国货币政策、汇率、物价水平在内变量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关系，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以及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实证基础。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利率政策对我国跨境资本冲击具有一个持续的冲击效应，应当防范来自外部溢出效应的风险。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的有效性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7年的微观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在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经济顺周期波动方面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在经济上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信贷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超调现象。在经济下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抵消现象。因此,要在健全货币政策框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促进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提高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前瞻性与稳健性。     

“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构建了包含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D-L-M模型,基于中国28家商业银行2009-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银行风险承担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有负向调节作用;存在“双支柱”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协调效应,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跨境资金规模增长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强化该协调效应;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对“双支柱”政策的协调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上行期,“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更佳。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针对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研究了逆周期政策工具所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应,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信贷扩张期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会使银行的当期风险承担水平增加,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使风险承担降低。而滞后六个月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当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一致。     

货币政策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关系研究述评

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不仅在中短期影响到通货膨胀和总需求，在较长时期和难以测算的滞后期内，还影响到了经济行为主体的风险承担倾向，进而影响到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本文综述了次贷危机发生后业界及学界对美联储过往货币政策的质疑和反思，分析了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风险承担行为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研究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具有正面效应，在长期具有负面效应，中央银行应将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审慎政策结合起来。     

“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双支柱"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企业中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制定"双支柱"调控政策时需考虑经济周期以及银行和企业异质性,以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双支柱"调控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应等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欧美发达国家紧缩货币的溢出效应与我国货币政策应对

<正>参考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历次紧缩货币对我国的溢出影响,从汇率渠道、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等方面分析,笔者认为本次欧美发达国家货币紧缩将对我国贸易状况、市场利率和资本流动产生一定冲击,但整体影响有限。在政策应对上,建议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货币政策、扩大汇率弹性、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账户的监管,以减轻溢出影响。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建议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出台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2022年3月以来,受通胀高企等因素影响,美联储先后进行加息、缩表的政策操作,正式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一方面引发全球其他经济发达体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快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导致新兴经济体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和进出口受损等情况,并对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冲击。目前,在多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需要警惕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通过利率、汇率以及流动性等渠道产生的“外溢效应”,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建议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项原则”,防范资金跨境流动和汇率“两类风险”,统筹实施统筹经济与金融、内部与外部、发展与安全的“三对关系”,积极应对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溢出效应,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定物价、经济增长、风险防控等目标。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与退出的溢出效应:文献述评

金融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使用了形式多样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引导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的缓慢复苏,美国正在削减购债规模,逐渐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退出,不但在发达国家内部产生了政策效果,而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也产生了溢出效应。本文从汇率波动、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等多个传导渠道,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综述研究,同时探讨了溢出效应对中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新兴市场国家应对新型货币政策冲击的措施与效果。     

中美货币政策对金砖国家的溢出效应——基于TVP-SV-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新的全球金融周期使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货币政策及其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本文通过建立TVP-SV-VAR模型，对比分析美国和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巴西、南非和印度等主要金砖国家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大于中国，对金砖国家工业产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长期内中美货币政策均推高了其国内物价水平；中国货币政策对金砖国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变效应，且逐渐增强。中国应尽快适应货币政策溢出国的角色转变，加强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沟通，促进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全球金融动荡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传统国际经济学中的三元悖论并没有考虑金融全球化的规模,特别是银行国际化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在面临全球金融动荡时,独立的货币政策只可能在资本项目实施管制下实现.由于全球性金融周期的显现,中心国家的金融环境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从资本管制、内部化溢出效应、宏观审慎政策、杠杆率限制四个维度提出政策选项,以应对全球金融动荡的潜在冲击,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机理探索——美国两次次贷危机启示

本文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了美国1998年和2008年两次次贷危机的差异,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角度,以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和主动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被动)和风险承担意愿(主动)的影响,认为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要高度警惕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并建议中央银行要充分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应对全球金融紧缩周期的最优政策选择

面对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压力,各国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紧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较大偿债压力。就应对全球金融紧缩周期而言,增加汇率制度灵活性这一教科书式的操作并不是万能的,现实中这些国家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开放经济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价格黏性、外汇市场不发达、资产负债表的“货币错配”等多重摩擦。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外汇市场发展水平和债务水平为标准,将所有经济体分为四类,分别确定应对多重摩擦的最优政策选择。